秦汉时期的汉字规范

秦朝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我国由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所推行的一项汉字规范政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实施“书同文字”的具体办法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汉初期中央朝廷将用字的规范作为选拔、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中看出,汉字规范政策的推行实施,从一个方面也是国家政权是否安定、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体现和标志。许慎之作《说文》,旨在是正文字。《说文》之为书及其成就,实与汉字规范化问题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说文解字》示部的文化阐释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收集了反映祭祀活动的汉字63个。《说文解字》示部字充分地反映了祭祀文化,从示部字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神的种类、祭祀类别、宗庙、有关祸福等。通过对《说文解字》示部字的字形、字义进行分析,探究其所蕴含的传统祭祀文化,从而认识汉字的文化特征。

《正字通》著作权考辨——兼论张自烈、廖文英之关系

《正字通》是明末清初的流行字典,也是当前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典籍文献。长期以来,有关此书的著作权与署名问题存在着争论,意见不一。最新文献资料研究显示,此书是由张自烈撰著,廖文英刊行,二人是文友及主客关系。

东汉训诂材料与汉语动结式研究

文章结合东汉时期的训诂著作《说文解字》、《释名》和郑玄注释语言中的100多条材料,对[V1+V2]或[V+A]中常见的24个V2或A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使动用法、作定语用法及连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V2在东汉时期发生了较重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认为由这些动词或形容词充当下字的[V1+V2]或[V+A]在东汉时已演变为动结式。同时,文章再次指出“V2自动词化”标准在判断动结式时存在局限性。

从《诗文自警》看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

《诗文自警》辑佚十五则,系统地反映了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儒家的"中和"思想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理论的基石,"不随人后,自成一家"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的创新追求。在立意与遣辞的关系上,元好问凸显"意"的表达。同时他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处理散文写作艺术技巧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表达独到的散文审美接受理论。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本文旨在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以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一二。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粤西士人与粤西文化建设与发展——“粤西士人研究”之二

东汉末年,在粤西士人的努力下,交趾改称交州,与全国十三刺史部一样同称为州,建制的升格,意味着越、汉一体化的新进程。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博撰作《理惑论》,这部佛教史上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撰述之所以出现在交州,就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因其偏远,中原人士避乱至此,带来了各种学术思想的交锋、交流;因其偏远却与海外交通便利,较先接近海外学术。粤西文化建设,又是在外籍人士远赴粤西任职为宦者与本土少数民族"酋领"的共同努力下发展的。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熠《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可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一二。

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改革开放30年来四川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述论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它产生于统一战线,发展于统一战线,是政协履行职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项有益于今人、惠及后世的文化事业,在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以四川省《甘孜州文史资料》的第1辑到第22辑为例,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角度,分析与阐述了该资料编纂的时代背景、作者群及其作用与意义。

殷周古文中所见的“省化”现象

殷周古文中有一些字，实际上是截取“字母”的部分形体来充当“新字”或“新字”的部分形体，这种造字方法就是“省化”。被“省化”出能独立记录语言的“新字”不仅有利于汉语表达，而且还可以克服由宽泛的假借而引起的字义模糊现象，其功能完全有别于“六书”。

略论刘勰、钟嵘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的文学观，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刘勰以“自然之道”为基础，以“自然”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发生、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风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钟嵘《诗品》则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并对后世文论影响深远。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宋代音系——声类的讨论

史《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 ,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作者采用“反切比较法” ,从 3万余条音切中 ,整理出《资治通鉴释文》的音系 ,即宋代音系 ,旨在揭示该音系声类的特点 ,分述以下四部分 :轻、重唇音相混 ;舌头音与舌上音相混 ;知、庄、章合流与精组合流 ;牙音和喉音相混。

试析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中的方言现象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其中的方言现象反映着客家方言定型早期的特征,既保留唐时旧音,同时又含有近、现代客家方言的音韵特点。

论周伯琦之字原观

《说文字原》将许慎540部首统称字原。从其“母子相生”的字原排列顺序以及他对部首所作之删补得知,周伯琦认为字原即为那些产生较早、具有孳乳能力的汉字。在540字原内部,因“母子相生”又分为不同层次。

儒者化的庄子——王安石的庄学思想

王安石"以儒解庄"的解读思路开拓了宋代庄学的视野。在其专论《庄周》中,庄子以儒者的面目出现,文中指出庄子之用心是为了矫时之弊,庄子是圣人之徒,《庄子》之书"特有所寓而言耳"。不过庄子的形象在王安石那里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无为到有为的过程,这与王安石个人的思想发展及为政治改革寻求理论根据有关。王安石谈性命道德的风气影响了其解庄思想,称"庄生之书,其通性命之分",其子王雱对庄学的性命解读也可视为继承王安石思想的表现。从庄学诠释史来看,"以儒解庄"的理念自魏晋时向、郭已有发展,王安石起到了过渡作用,既开启了宋代庄学普遍儒学化的倾向,又为明末清初的"庄子儒门说"作了铺垫。

楚简“凿”字小考

上博简中有个隶作"■"的字,学界多分析为从"臼","祈"声。新公布楚简"凿"的写法为解释此字提供了新的线索,"■"所从的"示"实际上是凿具的象形讹变,故应改释作"凿"。《容成氏》简38"凿"读为"作","作宫"古籍常见。《天子建州》甲本简12读作"古(故)见偒(壤)而为之凿,见窔(窍)而为之内(枘)",其中"凿""枘"正相呼应。安大简"凿"左上所从的"■"可能是由"■"演变而来的,可以平行比较"戠"的变化。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未用“同”批录及未录的《文始》“变易”——以《文始》“歌泰寒”类的考察为基点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用术语'同'对《文始》中的大多数'变易'进行批录,例如《文始》'歌泰寒'类用'变易'及相关术语系联同源词98组,其中黄侃先生未用术语'同'批录及未录的只有16组。考察黄侃先生未用术语'同'批录及未录的《文始》'变易',有助于加深对章太炎《文始》'变易'与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同'之间关系的认识及对章太炎、黄侃先生'变易''孳乳''同''变''近''由……来'等术语的理解,进而,有助于加深对章太炎、黄侃先生词源学思想的认识。

浅议江沅《说文释例·释字例》

在清代的《说文》研究著作里,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一部后人关注甚少甚至产生误解的著作。《释字例》内容丰富,旨在提供一种"还许书本指"的方法,对于我们自觉阅读《说文》、理解许书本旨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