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re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Editor’s Notes: We start,fromthis issue,to carry some ancient poemsand cis for readers to enjoy.The ci,a from of poetic complsition,is subjectto regulations of tone and rhyme and its lines vary in length.It originated in the Tang Dynasty(618-907) andwas fully develop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906-1379).The followingare two cis written by Su Shi andtranslated ty Mr.N.C Doo。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

民国时代大学杜诗课——作为讲义的高步瀛《杜诗》

20世纪30年代高步瀛于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杜诗课,编纂《杜诗》讲义。其书前列杜甫年谱,且对所选每首诗考证年代,并按时代顺序编排,将诗人的经历与诗歌的创作紧密结合,发挥“知人论世”的功能。在情感价值上,选取杜诗中控诉战争的诗篇,展现战争给百姓及诗人带来的灾难,以此激发学生的反战情绪。授课者与诗人有着相近的人格情操,故对诗作情感体会深切。在艺术成就上,高氏继承桐城派的为文路径,以为杜诗“至情至性”的“生气”是转折、顿挫、腾挪、掉转等文法为之的结果,其“沉郁顿挫”的诗风,是“断”法所造就。这与其时盛行的以白话文为主的诗风相对立,彰显出在大学课堂进行传统诗学教育的良苦用心。

论清诗话对写景佳句的偏好

清人诗话多摘录写景佳句的现象较为突出,但学界关注尚有不足。文章结合历代诗话、清代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史互证,尝试阐释此现象。研究发现:清诗话多摘录写景佳句既是诗坛审美习惯的反映,更与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相当关联。对诗话类著作深入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宋诗话中的生命化批评及其审美特征

生命化批评是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方法,而宋诗话中生命化批评的运用颇为可观。从类别上看,宋诗话中的生命化批评主要体现为人文事象与自然事象的联合并取,这源于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思维模式的启发。循着这两条思维模式的发展,自然万物、四季轮替都成为评诗品诗的原始材料,使得宋人的生命化批评呈现出象喻性、感发性和全息性三大审美特征。

《苕溪渔隐丛话》本“乌台诗案”的编录视域及文本特色分析

“乌台诗案”是宋代新旧党争的重要节点,再加上主角苏轼的名望与地位,向来广受关注。现有研究偏重编录本案的朋九万本与敕牒本,胡仔本则仅被视作文学读本,价值亦被低估。其实,从重订文字讹误、重构叙事逻辑、重申党争立场、重建苏轼形象四重维度来看,胡仔本在看似无序的表面之下,蕴含独特的编录视域及话语意图,拓展了诗案的既有叙述,并与其他版本构成相通相异的掎角之势。而且,胡仔本宽广的编录视野与丰富的诗学材料,符合受众的期待视野,呈现出独特的文本优势与传播潜力,故而有必要重估胡仔本的编录价值。

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沧浪诗话》结构、主旨与《文心雕龙》之关系新论

严羽《沧浪诗话》乃诗论名著,事实上深受《文心雕龙》之影响,其结构、体制与论诗主旨,一脉相承。《诗辨》即《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诗体》即“论文叙笔”,《诗法》与《诗评》即“剖情析采”,《考证》即《时序》至《程器》五篇的杂论补充,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实乃《序志》。如此,《沧浪诗话》则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其具体论述,也效法学习,体大虑周,折衷群言,深于诗学之理,由资闲谈的随笔式札记转变为比较有理论体系的诗学专著。《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严密,努力解决古典诗学“什么是诗”这一根本性问题,彰显其理论内涵以及对唐风宋调不同特质的体认,以盛唐诗为典范,不仅重其风格,亦重其精神与思想内容,是对古典诗歌发展所做的理论上的反拨,以一个新的视阈探讨宋诗发展之路,寄予热切的期望。

《人间词话》中辛弃疾的超拔地位与成因——兼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偏爱五代、北宋,对南宋的词人词作整体评价不高,但对辛弃疾却一反常态,认为其“堪与北宋人颉颃”,在南宋词人中将其置于超拔地位。王国维对辛弃疾的赞赏,主要着眼于词人品格、自然真情、整体风貌等方面,这也是辛弃疾获此超拔地位的原因。通过辛词在《人间词话》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可以看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之中,所谓“隔与不隔”对用典的要求并不僵化,有可转圜通融之处;“要眇宜修”与“不隔”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具有深层的协调兼容。

一种技艺进步主义的性灵文学观--论刘衍文先生的《雕虫诗话》

《雕虫诗话》是刘衍文先生的诗文品鉴代表作。它是一部以创作为着眼点的评鉴著作,继承并发扬了性灵文学观念,以技艺为讨论的重点,重视作品的技艺完满胜于原创,与近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主流迥然有别。书中对具体作品的技法得失的讨论反映了刘先生特别的见解,虽然刘先生的见解仍有讨论的余地,但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突飞猛进的当下,刘先生这种细密的技艺研究可以还原中国传统诗文的创作机制,用以辅助技术,值得认真研究并发扬光大。

论高丽诗人李齐贤纪行诗的“诗史”意识

高丽诗人李齐贤因忠宣王赏识进入元朝大都,先后游历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创作大量纪行诗,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纪行诗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受到中国“诗史”传统的深刻影响。其“诗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中寄寓作者强烈的人事感怀,真实反映时代之变。在忠宣王西谪之际,李齐贤频繁往来中原与半岛之间,其纪行诗流露出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被誉为“杜少陵不得专美于前”;二是咏史怀古创作以《春秋》为法。在西行途中,李齐贤所作咏史诗对中国历史发表评论,流露出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

王若虚《滹南诗话》的批评语体

以王若虚个人的文学与学术观念为背景,采用史料与文献分析法,从批评语体的视角分析王若虚《滹南诗话》的批评特点,其批评语体以“不+肯定性语词”为常用搭配,以“妄”为常用字,采用反诘式的句式与对照并举结构,列举多个前人观点并对不同观点进行反驳,进而表明自己的态度。《滹南诗话》在集评背景下,借助“辨难”呈现出与传统“训诂式”和“象喻式”不同的语体风格,体现王若虚“自我树立”的学术追求。为进一步研究王若虚的批评语体提供参考。

诗歌媒介与诗集编修——查慎行《陪猎笔记》中的文学生活及其文本价值阐释

《陪猎笔记》是清代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陪猎笔记》在其文本表层体现为“润色鸿业”之作,在其文本潜层却是查慎行纪恩心态的表达书写,具有标记查慎行人生节点的文本意义。出于查慎行“翰林诗人”视角的记事选择,《陪猎笔记》通过实录笔调,详细记写扈从行旅中的君臣诗文酬和活动、翰林集体编书过程,呈现出皇室文学生活与官修书籍生产活动的多元样态及丰富具象。《陪猎笔记》的记事内容兼有历史记实与文学叙事的复合意义,具有珍贵的“诗史互证”“书史互证”的文本价值。《陪猎笔记》的文本细读及其文献价值的阐释,对于重新认知清代扈从笔记具有典型个案意义。

《陈沆集》校点兼论陈沆的律赋成就

清代嘉道年间的诗赋家陈沆是诗人,也是“清代律赋四大家”之一。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各地重视地方先贤文献的整理,《陈沆集》两度整理出版,这对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承,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不无奠基之功。2002年和2016年《陈沆集》两度出版发行,在校点上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整理出来以供阅读《陈沆集》参考。文章的后半部分全面梳理了陈沆的律赋创作,有利于重新全面地认识陈沆的文学成就。陈沆存留的律赋全为馆课赋,多达76篇,其律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嘉庆道光年间学术风气由汉学向理学的转换。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清代诗僧律然《息影斋诗钞》中“月”的意象书写

“月”以其自身的特性,逐渐成为禅师与文人常用的意象之一,之后“月”的涵义慢慢泛化并被赋予了审美意蕴和精神追求,甚至是人格寄托。清代诗僧律然有《息影斋诗钞》存世,月的出现频率之高引发人们关于自然意象与佛性禅意之间内在关系的思考。在诗作中,他描绘了“月”在具体情境中的形变,包括月的大小、位置的变化,月光下多样的氛围感,时空下不同季节的月,月与其他意象的组合。“月”不仅是他偏爱的自然事物,更是他表达情感的载体,在意象书写中赋予了“月”意象以深奥的佛教教义。

杨齐贤、萧士赟、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之前的全本李诗注,现仅存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种。后明人重刻此书,附入明徐祯卿注。一方面,杨、萧注皆有博而不约、祖述宋人记录、以史证诗的特点,但徐注的尚简主情与两家也不无渊源。另一方面,萧注在诗语出处、诗章结构、诗人寓意处下功夫,徐注以诗旨概说、句意笺注为特色。三家注释话语的离合轨迹,既关乎注家情感动机,也是取舍《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理路的结果,更受到宋元明文本诠释分工、李杜接受纷争与诗学向心力的影响。

论宋词自注

自注是词体结构的一个非常规部分,主要起解释说明的作用。它一方面受到作为笺释之体的注的影响和规范,另一方面决定于宋代词人的主体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宋词自注越来越受到词人的重视,内容得到了丰富,艺术也有了提高。宋词自注具有文体学、文献学以及阐释学上的价值与意义。

变异学与东西方诗话的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诗话在历史的发展中对韩国与日本的诗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韩、日共同构成了"东方诗话圈"。然而,变异学理论认为,由于传播主体、接受主体、社会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现象,这不仅表现在韩国与日本的诗话著作中,在东西方对诗话的阐释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以变异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诗话在域外传播时所产生的影响与变异,以期对诗话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