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曹吴军阀的态度与斗争策略——以1923年“北京政变”为中心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推动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等事件,认识到吴佩孚并不可靠,绝不会与曹锟分裂,于是将其与曹锟共同列为斗争对象。1923年6月13日,曹锟发动北京政变。与此同时,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适时提出国民革命运动,倡导与曹吴军阀争夺政权。中共三大结束后,议决多项重要问题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参与到这场全国关注的政变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曹锟与吴佩孚共同列为斗争对象。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同破除孙曹联合谣言等事件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合作基础,清除曹吴军阀所依仗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内阁、国会与实力派军阀——20世纪20年代罗文干案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军人干政,战乱不息,政府往往成为实力派军阀争夺私人利益的工具。罗文干案件本身的三起三落就体现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纷纭复杂的斗争,民主共和政治的衰微。但不能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追求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健康的力量。

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

五四前 ,直皖斗争主要表现为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五四运动发生后 ,吴佩孚乘时崛起 ,其主张及行动赢得了各方人士的赞许 ,他所代表的直系成为人们推翻皖派势力的依托力量 ,直皖的派系斗争融汇于人民反对皖系的时代洪流之中 ,使得此后的直皖斗争不仅仅具有派系私争的性质 ,而且带有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维护国家主权”与“损害国家利益”斗争的进步色彩。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学文化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 ,生物学也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伴随着动植物资料的积累 ,促进了专门的“鸟兽草木之学” (或称古典生物学 )的形成。各种类型的生物学著作迅速增加。它们有的描述地域性的动植物资源 ,如《益部方物略记》、《南方草木状》;有的描述专门类属的动植物 ,如《桐谱》和《蟹谱》等等 ;还有一些是当时学者广泛学习的资料丰富的综合性生物学著作 ,如《埤雅》。更为突出的是一些学者试图创造出自己的生物学奠基性著作 ,如《禽经》、《昆虫草木略》。后一书的作者不但阐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 ,而且把它当作古代 2 0种最重要的学术之一。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研究动植物对于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当时的这种学术思潮 ,使更多的生物学著作涌现 。

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

百年来,袁世凯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民元"北京兵变"的主谋,然而却没有一条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刘成禺《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是一条假材料。而透过其他许多可靠材料,可以看出,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妥协,因此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亦可看出,袁对南下就职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因有后顾之忧不愿立刻南下,而后随着局势变化,逐步变为积极行动,只不过由于袁克定等突然发动兵变而中止。至于袁克定等之所以要发动兵变,阻袁南下,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会因袁南下就职而受到损害,而不能像袁那样从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考虑问题。从最终结果来看,袁世凯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因兵变失去控制,由"政治性"兵变演变为"真性"兵变,并蔓延到其他一些地方,导致袁在国人及外交团心目中的威望遭受重创,从而对南北合一后新政府的建立和运行造成一定影响。

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

直系军阀研究在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而对直系曹、吴集团专题更是鲜有研究。曹、吴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皖系、奉系两个军阀集团相比具有那些特点,本文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此进行了探索。

从曹锟的执政活动看军阀政治的时代性

曹锟在执掌北京政府期间 ,授意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 ,完成了自 1 91 3年以来的民主制宪 ,并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地方自治”要求写进了宪法 ;在处理“临城劫车案”和完成中苏建交谈判的过程中 ,基本上坚持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维护了国家主权。因此 。

中央权势转移中的调适:护法战争时的阎锡山

袁世凯去世后,中央威权进一步低落,各种政治势力围绕"毁法"与"护法"展开博弈。1917年的护法战争就是这种博弈结果的表现之一。护法战争不仅揭示出南北之间的纷争,也凸现了北京政府内部的武人斗法。此种斗争使得中央权势急剧转移。而身置动荡政局的阎锡山,为了能够主政山西,体现他对政治形势的思考及其对权势转移的判断,在各大政治势力间积极周旋,适时调整部署,追随中央掌权派,同时又在各大势力之间"骑墙",维系并提升他的政治地位。阎锡山的这种政治因应既获得了中央政府对其督晋之认同,亦在变动政局中适应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转型,从而依靠这种政治因应能力,滋长了山西的地方主义,成就了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不倒"。

略论刘琨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本文立足于刘琨在文学史中承前启后、不同凡响的地位和作用,以接受和影响为研究方法,通过其与曹操、郭璞、盛唐边塞诗人群体在诗歌风格、诗人气质等方面的比较,探讨刘琨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青年党建党动机新探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中国青年党的地位十分突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的"中坚"。中国青年党创建之初,并非以反共作为直接和唯一目的,但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均将其创建直接与后来的反共联系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中国青年党的创建是一群留学欧洲的年轻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书生报国行为,而1923年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和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则是诱因。但由于其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缺陷,尤其是将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视为敌人,逐渐偏离了建党报国这个逻辑起点,最终以悲剧结局。

徐树铮与第二次南北战争

第二次南北战争是段琪瑞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结果,徐树铮的政治观与该政策一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积极布置对南作战计划,他拉拢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实力派人物来支持武力统一政策,操控着第二次南北战争,使得第二次南北战争得以持续进行。但最终因徐树铮本人恃才傲物、坦白率直的性格等原因导致皖系内部发生分裂,以及在处理张敬尧督湘,支持曹锟、张作霖当副总统,联络吴佩孚等有关重大问题上操控失当,导致第二次南北战争以失败告终。

曹锟贿选与法制局长选任风波

1923年曹锟贿选不仅是左右民国北京政府走向的重大事件,还影响了法制局的人事安排。大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张绍曾及部分国会议员为各自目的,联合抵制贿选。在此情形下,黎元洪任命国会议员易宗夔兼任法制局长。曹锟当选后,重用贿选议员,任命景耀月筹备国会改选。众议院为保持利禄,援引1923年宪法,发动审查议员兼任官吏案,导致易宗夔辞职。于是,曹锟任命贿选议员孙润宇继任局长之职。从整体上把握总统府、国务院、国会及其他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影响,可以细致深入地展现北京政府人事任免与政局变动的史实联系。

比较视野下的西番莲纹露陈座研究

西番莲纹露陈座是我国皇家御苑露天陈设的一种石质器物座,是园林营造的工具和手段,其纹饰与造型随承载器物及摆放的环境而变化,以传递更为深刻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在“万园之园”圆明园中,西番莲纹露陈座伴随着长春园海晏堂的兴起与衰落,成为中国皇家园林遗存的珍贵文物。随着中国园林史的文化传承以及园林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西番莲纹建筑构件被发现。通过走访调研与大数据对比,目前共发现19件西番莲纹建筑构件。其中,河北保定古莲花池以及保定动物园所藏四面雕刻西番莲纹样的露陈座尤其重要,可能与曹锟搬运圆明园石构件建造私人园林有关。

民国时期曲阜孔庙募修之殇

自儒学在西汉定于一尊以来,曲阜孔庙即渐由“国家培护”而“迭事修崇”不辍。入民国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20世纪20年代之初,孔庙迭遭风电水灾,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尊孔崇儒”之名通电募修,后因“筹款维艰”,孔府会同“地方长官”对其“择要修理”。1930年,中原大战的炮火导致孔庙“损失甚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以“保存名胜,维持文化”的名义发起劝募,但前后历经3年,所得募款不足4万,离百万元之谱相差甚巨,孔庙修缮工作不得不叫停。1934年,为“昭示尊孔之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但资金依然难以筹募到位,“孔庙修葺计划”最终不了了之。曲阜孔庙“募修”的挫折,与彼时“民穷财尽”、当权者动员能力不足以及政治秩序紊乱相关,同时更是儒学独尊地位终结后“由圣转俗”或曰近代转型之艰的具象反映。

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

临城劫车案虽为突发事件,但因其而引发的中外交涉,却与当时的中外关系、列强联盟及北京政治相纠葛,大体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有对外交涉,中国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努力之有限性。

新安医家对针灸理论贡献举隅

介绍新安医学与新安医家对针灸理论发展的贡献。通过对杨玄操、吴昆、汪机、吴亦鼎、郑梅涧、徐春甫等历代数位著名新安医家的针灸学术思想和特色进行梳理凝练,分析其对针灸理论的阐述和学术传承的贡献,以期挖掘其对现代针灸临床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的本草学渊源及价值——以草类为研究中心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系删减其《本草成书》而成,具有明显的本草学渊源。作为独立于宋代本草学系统之外的一部简本史学家本草,郑樵将鸟兽草木辨名之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因此舍弃了本草学中最有价值的药理部分。以《昆虫草木略》中草类为例,可以见出其记载的植物种类、异名及特点在前人本草学著作中均有迹可寻,他只在细微处进行了有限的调整和补充,其中有可资参考处,亦不乏错误处。详尽揭示《昆虫草木略》的本草学渊源,有助于客观评价其价值,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信实的基础。

袁世凯朋僚信函六通考释

袁世凯朋僚信函反映了清末这一世纪变革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回籍养疴的三年期间的通信往来展示了袁世凯及其同僚在这一时期的蛰伏状况。这组信函为研究清末历史、袁世凯及其朋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吴佩孚与洛阳巡阅使署述论(1920-1924)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国家的中心权力严重虚化,地方性军阀势力愈来愈坐大。为安置强大的军阀实力人物,北京政府不得已设置了巡阅使这一非常置的地方军政制度。这一制度介于中央和省之间,掌管两到三省军政事务大权。直鲁豫巡阅使无疑是北洋政府时期所设各巡阅使的典型,1920-1924年,吴佩孚于洛阳开府,先后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与正使,利用此职,不仅操纵地方军政、民政、财政等,还经常干预中央政权,对北洋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课题不仅可以弥补北洋政府时期巡阅使制研究的不足,也可以完善该时期的人物史研究,还可以深化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