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

曹魏士家家庭管窥

曹魏时期的兵制被史学界称作士家制度。曹魏士家家庭规模一般较小,每家约有四口人左右,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士家的婚姻实行内婚制,但事实上并不十分严格,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对士家的婚配进行保护。士家生育后代,为曹魏提供了兵源。士家屯田,为政府做出了经济贡献。士家想除去士籍是非常困难的,但尚有上升为平民的可能,其地位比西晋以后的兵户略高。

曹魏开国廿年政治势力探析

曹操三次下令求贤,并非由于用人政策必须改革,其直接原因更可能是曹操面临人才缺乏的客观境况。至魏文帝时期,其政治势力大致可以划分为"文功派"、"武功派"与"无功派"。魏明帝时期的曹魏四府,则是巩卫魏室的最重要力量,四府的变化也反映了司马氏家族的兴起。

平郡王福彭与《红楼梦》

福彭是曹寅长女曹佳氏的长子,幼年即受康熙帝的恩养,及长受雍正帝拔擢、乾隆帝重用,在有清史上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福彭及其父纳尔苏的宦海浮沉对曹家的盛衰有着密切关系。《红楼梦》创作过程中极可能将平郡王府的家史和福彭的事迹作为“素材”融进了小说的故事之中。因此,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研究和文本解读都应该重视福彭及其家世的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

汉魏时期谯郡曹氏家族家风

汉魏之际,谯郡曹氏家族因缘际会,依托宦官集团势力,家族成员在中央和地方任职,逐渐由地方豪强发展为掌控政权的皇族。受社会风气、地域因素、寒门出身急剧上升成为皇族的家世背景等因素影响,曹氏家风突出表现在由尚武转向尚文、通脱不拘礼、刻薄强狠残忍、耽于声色、由俭入奢几个方面。作为统治集团的曹氏家族,其家风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从竹山书院看徽州的书院文化情结

竹山书院是雄村这一传统文化村的重要历史遗存,人们从中可窥见徽州的书院文化情愫及其渊源与归结之一斑。

曹家八旗或有同宗——曹尔斌、曹尔和、曹尔素资料简识

通过对新发现的关于曹尔斌、曹尔和、曹尔素等人相关资料的初步分析,推证曹雪芹家族在八旗中或有同为"尔"字辈的同族宗亲。这为寻找和证明曹雪芹家族在关内的宗族源流,或可提供一条新的探索路径。

《延恒履历》中曹氏永泰与曹雪芹关系考

延恒是内务府包衣尚氏家族的第九代。道光十八年,延恒参加了戊戌科会试,中该科三甲第四名。在《延恒履历》中,有"曾祖母氏曹,原任内务府会计司郎中讳永泰公女,诰封恭人"的记载。笔者对《延恒履历》中曹氏永泰进行了初步考查,初步看法是:1.曹氏永泰很有可能是曹雪芹家族的第六代,与曹雪芹是亲兄弟或者堂兄弟关系;2.清代晚期关于曹家与尚家关系密切的坊间传说属实,但传说中的尚家不是三藩之一的尚可喜后代,而是内务府包衣世家尚志杰后代;3.曹家从第六代起和其他内务府包衣一样,起名不再带有姓氏。我们迄今一直找不到有关曹雪芹的史籍方志记载,或因为曹雪芹已经改名或有另名的缘故。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曹操家族血源考论

目前学术界关于曹操出身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姓曹还是姓夏侯上面,源自曹氏本家之说存在诸多疑点,而源自夏侯氏证据更充足,从陈寿《三国志》行文体例及裴松之注的多处内容来看此说可以得到证实,曹嵩后代对曹腾的态度也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还有,考察曹丕和夏侯氏诸人的特殊关系对认识问题真相也有帮助。封建社会血统决定一切,名不正则言不顺,统治者出于维护正统的政治形象和封建宗法纲常的需要,这是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曹魏血源的原因。

北魏于神恩墓志所见鲜卑勋臣于氏家族之盛衰——基于阀阅流品视角的考察

关于新近公布的北魏于神恩墓志,学界考据成果斐然。若将视角切换至门阀士族和仕进体制上来,还会有更多收获。开国元勋的一流门资赋予于神恩非比寻常的仕宦资格,但梳理其履历,不难发现其仕途高开低走,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大致以宣武帝正始、永平之际为界,前段超品释褐、荣耀升迁,后段备受阻滞、持续低迷,个人境遇顺逆与其所出鲜卑勋臣于氏家族的盛衰基本同步,其从祖祖父于烈和堂伯叔父于忠居中发挥决定作用。该墓志堪称其家族发展史的高度浓缩,也是胡人姓族演变的生动标本,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借助士族流品制度的有形载体全面扫描志主的人生,捕捉其仕进轨迹的“异动”节点,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隐秘,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它与搜寻史志“异刻”现象探赜索隐殊途同归,都有助于迫近历史真相。

略论曹魏时期士家的地位

曹魏时期,战乱频繁。为了保证兵源,当时的统治者实行士家制。他们通过“当色配婚”、重“士亡法”等具体措施来确保兵源。而这些措施的实行,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士家社会地位的低下。

汉魏家庭史视野下的卞太后家庭生活

卞太后家庭是东汉的士人之家、诸侯之家,曹魏帝王之家。她的婚姻,貌似卞氏高攀、曹操低就,实质上仍是婚姻双方门第、相貌、年龄、家庭地位等综合因素的平衡。她在夫妻相处中“性约俭”、善解人意、富有勇气才干、辅助丈夫,符合儒家礼教规范、曹操性格喜好与政治需要。她抚养教育诸子、反对诸子相残。她对诸子的教育,间接影响了“文的自觉”与曹魏清商乐、隋唐歌舞燕乐的发展。她维护婆母地位,对儿媳、孙媳礼威并用。她尊老重孝、营救宗亲、要求外亲厉行节俭。她的家庭生活表现,受到了个人性格、时代观念、儒家礼教、政治要求、家庭亲情、宗族关系的影响。她身上有着显著的深受儒家礼教熏染的东汉妇女特征、与魏晋南北朝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光彩。

贾诩拜太尉考释

贾诩以非曹氏旧臣之身份,于曹操时代未能得到重用。而及至曹丕即位魏王,贾诩却又转而受到极尽尊崇,被拜为太尉。贾诩在曹氏两代治下,地位具有强烈反差的原因,历来多被视为其对曹丕的拥立之功所致。笔者经考证认为贾诩并非导致曹丕"太子遂定"的关键人物,而贾诩在魏文帝朝被升格的主要原因是贾诩对势族代表身份的充任。借由曹魏开国的三公人员罗置,曹丕宣示了:已完成皇权更替的曹魏政权,对曹操时代霸府政治的原则性转变,即对士族的态度由控制、打压向和解、倾斜与重用的转变。这也预示着,接下来的曹魏历史,将是在皇权的扶植下,以势族为核心的士族,重新世族化的过程。

《元昂墓志》及北魏阳平幽王嗣息之探析

北魏《元昂墓志》是近年出土的阳平幽王拓跋新成家族成员墓志,元昂父子是新知晓的一支阳平幽王子嗣。墓主死于"河阴之变",葬于阳平王墓次。本文对此志作了初步探讨,通过对史籍和已知阳平王家族十二方墓志的梳理分析,勾勒出阳平王一族谱系的基本面貌,确认其家族在洛阳宅第的乡里以及位于西陵的墓地范围。

淅川楚墓与楚国鬭氏

淅川下寺、和尚岭及徐家岭墓地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显贵宗氏的家族墓地。墓地主人既非王子午及其后嗣,亦非蒍氏家族,而是在楚国早期历史上有过显赫地位的鬭氏家族,并应是始于克黄改命之后的卒葬之所。和尚岭、淅川下寺、徐家岭三处墓地分别为以鬭克黄、鬭成然、郧公鬭辛为中心所形成的墓葬群。

曹休墓与曹休之死

2009年4月,洛阳市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东南,发现并清理了曹魏名将曹休的墓葬。这不仅为东汉曹魏墓葬分期提供了标尺,也有助于认识曹操墓,为寻找曹魏帝陵和陪葬墓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