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蜀立国策略与荆州之争考论

从地理形势上看,吴国和蜀国在立国之战略规划方面存在重叠的部分,这是二者矛盾集中的焦点。从短时期看,孙、刘集团皆对荆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故而集中争夺此地。从长远的策略来看,吴国企图占据包括益州在内的长江上游的战略规划难以实现,而蜀国从荆州北伐的策略亦在荆州争夺失败后无从执行。这一切的转折点即以蜀国失去其所占荆州部分为标志。总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吴、蜀二国基于立国之策的冲突,导致二者对曹魏攻势减弱。而占据北方广阔地域的曹魏,在长期与吴、蜀的征战之中,削弱了对手的实力。曹魏灭蜀后,西晋代魏而占据益州地利,利用处于长江上游的军事地理优势征伐孙吴,最终统一天下。

敦煌莫高窟第152窟初探

莫高窟第152窟是敦煌石窟晚期营建的重要大型洞窟,关于此窟的营建年代,特别是背屏后的回鹘风格作品及回鹘文题记,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该洞窟的实地调查,对洞窟营建与重修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现存的回鹘风格壁画与回鹘文题记进行解读。认为此窟的营建开始于五代至北宋初期,完成窟顶绘制后很可能经历了短暂的停工,北宋时继续完成全窟壁画的绘制,并同时在后甬道附近绘制了回鹘风格的壁画。此后有回鹘人曾进入此窟,并在背屏上补绘了小型的供养人像。

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曹魏时期官员的任职资格认定并非由中正所垄断,而是存在中正与行政长官两个评价系统:行政长官对官员入仕与晋升,不仅有提名权,而且评价其政绩才干;中正作资格审查时,仅给在职官员定"品",而不给察举对象定"品",仅以"辈"论。中正评价在职官员与察举对象的两种话语,在魏末改革中合二为一:中正之"品"化为"官品",而父辈官职决定子弟起家官职的选举惯例,使父辈的"官品"随之成为子弟的起家"资品",两者相差四等,是西晋"资品"与"官品"级差的来源。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莫高窟第365窟七佛榜题录释

敦煌文书P.4640《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修功德碑》记载吐蕃占领时期高僧洪曾在莫高窟"开七佛药师之堂",一般认为即今莫高窟第365窟。此窟西壁设佛坛,上塑禅定七佛,浮塑背屏,七佛右肩后的背屏上各存一方榜题,文字存大部,可知为"过去七佛"相关内容,主要出自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本文认为第365窟七佛塑像为初建时原作,榜题系宋代重修此窟时题写,其内容与初建时期所表现的药师七佛信仰完全不同,是研究宋代过去七佛信仰的重要资料。

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

一方面由于敦煌西夏洞窟和宋瓜沙曹氏归义军晚期、沙州回鹘洞窟在艺术特征上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关系,相互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和十分确切的区别,而且明显受到瓜沙曹氏地方绘画艺术传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文献对瓜沙曹氏晚期、沙州回鹘、瓜沙西夏初期历史记载的含混不清,加之学术界对沙州回鹘、西夏有效占领沙州时间等历史问题的长期争论,因而对敦煌西夏洞窟的研究产生较多的歧误,比较混乱。即使是敦煌西夏洞窟的分期也有较多的不同意见。但综观学术界对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介绍和研究,大多仍停留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最初的分期意见,因此有必要作些陈述,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正视和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曹魏士家家庭管窥

曹魏时期的兵制被史学界称作士家制度。曹魏士家家庭规模一般较小,每家约有四口人左右,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士家的婚姻实行内婚制,但事实上并不十分严格,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对士家的婚配进行保护。士家生育后代,为曹魏提供了兵源。士家屯田,为政府做出了经济贡献。士家想除去士籍是非常困难的,但尚有上升为平民的可能,其地位比西晋以后的兵户略高。

从“丽”“慷慨”之新调到“理”“超然”之别调

曹魏赋论在经学式微与玄学兴起的哲学背景下,突显出其尚"丽"、重"本"、崇"理"的理论要义和创新调、守复调、开别调的理论批评视阀。在赋论史上,曹魏赋论以创新大于继承的特质开启了中古赋论的新篇章。

曹魏开国廿年政治势力探析

曹操三次下令求贤,并非由于用人政策必须改革,其直接原因更可能是曹操面临人才缺乏的客观境况。至魏文帝时期,其政治势力大致可以划分为"文功派"、"武功派"与"无功派"。魏明帝时期的曹魏四府,则是巩卫魏室的最重要力量,四府的变化也反映了司马氏家族的兴起。

汉魏时期谯郡曹氏家族家风

汉魏之际,谯郡曹氏家族因缘际会,依托宦官集团势力,家族成员在中央和地方任职,逐渐由地方豪强发展为掌控政权的皇族。受社会风气、地域因素、寒门出身急剧上升成为皇族的家世背景等因素影响,曹氏家风突出表现在由尚武转向尚文、通脱不拘礼、刻薄强狠残忍、耽于声色、由俭入奢几个方面。作为统治集团的曹氏家族,其家风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汉魏之交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一文在文学批评史上无疑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当我们把该文置于汉魏之交的多维语境中去重新解读时,就会发现曹丕对文章的真实看法并非如其在《论文》中所言。其"文气"说的提出也是因循借鉴的成分较大,开创意义并不显著。

《文心雕龙》学术视野下的曹魏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在《序志》、《才略》等十四个篇目中论及了曹魏时期的文学批评,涉及到了三曹、刘祯、应、应贞等众多文论家及其文论思想。虽然,刘勰对曹魏文学批评的总体状况不很满意,但涉及到具体文论家和文论著作时往往能客观地评价其得失,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文心雕龙》的曹魏文学批评之批评,保存了不少业已散失的曹魏文论资料,为今人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了解曹魏文学批评的窗口。

曹操尚武重武和曹氏父子引领汉魏武艺新风--兼从中国武术文化研究视角探析魏武王曹操高陵

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考证、专家访谈等方法,在分析梳理典籍文献对曹操武功武艺记载的基础上,结合曹操墓出土和发现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刻铭和曹操墓出土画像石等实物史料的研究,对曹操的武艺和汉魏时期的武艺活动进行了阐述。并从武术文化的视角考证了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墓出土石牌兵器刻铭的可信性,同时对完善补充中国古代体育史与佐证曹操墓的真实性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魏晋六朝时期对曹植诗文的批评

通过统计,魏晋六朝时期有23位评者对曹植文才与诗文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一是兼善四言"雅润"、五言"清丽"——奠定了曹植诗批评的崇高地位;二是"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对曹植赋作的高度评价;三是章表"体赡而律调",书、论、颂与诔等也被指瑕——对曹植其他文体的批评。尤其是刘勰等人对曹植的书、论、颂与诔等文体的作品进行了优劣评判,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方面体现出曹植作品的优劣得失及对某些文体的突破与开拓;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曹植文学批评标准的一些新变与发展,既注意到了文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又在声律与文辞优劣等方面有所关注。

三曹“令”用语特征探微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他们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成就极高,在公文"令"的书写上也颇有特色。除了由于史料保存问题而导致的与一般公文书无较大差异的"规范性"用语特征缺失之外,"三曹"的"令"尚有现实的功能性、华美的文学性两大用语特征。而这三种用语特征的形成,又与现实需要、历史渊源、个人素养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曹操家族血源考论

目前学术界关于曹操出身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姓曹还是姓夏侯上面,源自曹氏本家之说存在诸多疑点,而源自夏侯氏证据更充足,从陈寿《三国志》行文体例及裴松之注的多处内容来看此说可以得到证实,曹嵩后代对曹腾的态度也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还有,考察曹丕和夏侯氏诸人的特殊关系对认识问题真相也有帮助。封建社会血统决定一切,名不正则言不顺,统治者出于维护正统的政治形象和封建宗法纲常的需要,这是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曹魏血源的原因。

曹魏时期邺城园林文化研究

邺文化始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其历史传承大致分为春秋战国时期、曹魏时期、十六国时期和隋唐以后等阶段。作为邺文化的鼎盛时期,曹魏时期邺城的城市园林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造型之精美、环境之优雅,在我国园林建设史上有开创性意义。邺城建设中首次出现了中轴线对称布局和路网丁字交会的格局。当时的园林建筑高大雄伟、主题明确、特质清晰,特别是首创园林和军事防御工事一体的建筑模式、大规模大面积人造山水景观、独特的装饰风格和引入佛教思想,对后世园林文化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略论曹魏时期士家的地位

曹魏时期,战乱频繁。为了保证兵源,当时的统治者实行士家制。他们通过“当色配婚”、重“士亡法”等具体措施来确保兵源。而这些措施的实行,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士家社会地位的低下。

汉魏家庭史视野下的卞太后家庭生活

卞太后家庭是东汉的士人之家、诸侯之家,曹魏帝王之家。她的婚姻,貌似卞氏高攀、曹操低就,实质上仍是婚姻双方门第、相貌、年龄、家庭地位等综合因素的平衡。她在夫妻相处中“性约俭”、善解人意、富有勇气才干、辅助丈夫,符合儒家礼教规范、曹操性格喜好与政治需要。她抚养教育诸子、反对诸子相残。她对诸子的教育,间接影响了“文的自觉”与曹魏清商乐、隋唐歌舞燕乐的发展。她维护婆母地位,对儿媳、孙媳礼威并用。她尊老重孝、营救宗亲、要求外亲厉行节俭。她的家庭生活表现,受到了个人性格、时代观念、儒家礼教、政治要求、家庭亲情、宗族关系的影响。她身上有着显著的深受儒家礼教熏染的东汉妇女特征、与魏晋南北朝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光彩。

贾诩拜太尉考释

贾诩以非曹氏旧臣之身份,于曹操时代未能得到重用。而及至曹丕即位魏王,贾诩却又转而受到极尽尊崇,被拜为太尉。贾诩在曹氏两代治下,地位具有强烈反差的原因,历来多被视为其对曹丕的拥立之功所致。笔者经考证认为贾诩并非导致曹丕"太子遂定"的关键人物,而贾诩在魏文帝朝被升格的主要原因是贾诩对势族代表身份的充任。借由曹魏开国的三公人员罗置,曹丕宣示了:已完成皇权更替的曹魏政权,对曹操时代霸府政治的原则性转变,即对士族的态度由控制、打压向和解、倾斜与重用的转变。这也预示着,接下来的曹魏历史,将是在皇权的扶植下,以势族为核心的士族,重新世族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