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 the Cash Dividend Policy Identification Model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Based on 2007 to 2010 Data

The dual agency relation and lack of effective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make stock right structure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special.This special stock right structure will inevitably exert direct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formulation of cash dividend policies.Based on the 2007 to 2010 data of China's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and focusing on the stock right structure,this paper selected 6 indicators and the BP ANN to build the cash dividend policy identification model,in the hope of helping investors accurately predict influence of stock right structure on cash dividend policies,so as to reduce investment risk to some extent.

Family control,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Evidence from China

Using a sample of 1486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or the period 2004-2008,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family control,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the cash dividend policy of listed companies.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1)family firms have a lower cash dividend payout ratio and propensity to pay dividends than non-family firms;(2) a favorabl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ash dividend payout ratio and propensity to pay dividends of listed companies;and(3) the impact of th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cash dividends is stronger in family firms than in non-family firms.Somewhat surprisingly,we find that controlling family shareholders in China may intensify Agency Problem Ⅰ(the owner-manager conflict) rather than Agency Problem Ⅱ(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minority shareholder conflict),and thu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ash dividend policy.In contrast,a favorabl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lays a posi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mitigating Agency Problem 1 and encouraging family firms to pay cash dividends.

Assets Expropriation via Cash Dividends?Free Cash Flow or Tunneling

This study solves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free cash flow and tunneling hypotheses in explaining the role of cash dividends on asset expropriation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 Chinese listed firms. Investors value more the cash dividends and the cash holdings of firms with lower ownership control than those of firms with higher ownership control. This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tunneling hypothesis. However, whe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re considered, the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better explains firms' dividend policy. Investors value more the cash dividends of firms with fewe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higher probability of expropriation.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investor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potential asset expropriation through cash payouts, unless firms possess high growth opportunities.

盈利能力、现金流波动与现金股利——CEO权力的调节效应

选取我国A股市场2006—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低盈利能力高现金流波动对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意愿、外部融资需求的影响及CEO权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低盈利能力高现金流波动会降低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增加股权再融资的需求,但是CEO权力会显著增加这类公司支付、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进一步分析可知,CEO权力可以显著增加非国有产权公司、低竞争程度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显著增加有股权激励制度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意愿和无股权激励制度公司增加股利的意愿。

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分析公司股利迎合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内涵、动机、表现和经济后果等方面系统梳理并评述了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现有研究成果,并提炼了需要进一步着重研究的问题。首先,结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偏好,厘清和归纳了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内涵和衡量方法。其次,从动机、影响因素、回购场景等方面总结了公司的现金股利迎合行为,并结合股票拆分、高送转等多种方式归纳了公司的股票股利迎合行为。再次,从市场反应、信息质量、未来业绩、公司风险等角度阐释了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经济后果。最后,从投资者非理性股利情绪指标的构建、现金股利迎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股票股利迎合行为的差异性以及互联网环境下公司股利迎合的经济后果等多个方面指出了关于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未来研究方向,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监管政策的优化完善提供了指引和启示。

公司价值:现金分红还是股票回购?

在我国监管机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制度的背景下,本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的现状,探讨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的策略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基于1999—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数据,本文发现: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都能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净率,但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尤其是超过30%的时候)会损害公司价值,央企体系企业及非国有上市公司单独采用现金分红最佳,而央企体系之外的国有企业单独采用股票回购最佳。这些分析结果,能为上市公司调整其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策略提供重要参考。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视角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研究

人力资本作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企业的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人力资本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入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会显著减少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在人力资本较为密集的企业中,现金股利分配更少或企业更不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融资约束和《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修订皆强化了人力资本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与现金股利分配间的负向关系。本文将劳动经济学理论同公司金融相结合,从人力资本的“正面”视角发现了中国企业“低股利”现象之谜。

员工持股计划能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将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显著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提高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来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持续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积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引导企业制定适宜的现金股利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股利分配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力。为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基于现金股利分配的视角,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深,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越低。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负向关系,在规模较小、多元化程度较高以及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其次,通过机制检验发现,由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导致研发支出增加,进而使企业减少现金股利分配。最后,拓展性研究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虽然在短期降低了股利分配,但长期而言,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

股利情绪、股利迎合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百度指数平台搜索量的经验证据

通过Python爬取百度指数平台搜索量数据构建投资者现金股利情绪指数和高送转情绪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考察A股上市公司的股利迎合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和高送转行为均呈现出明显的迎合特征,并且公司对投资者现金股利情绪和高送转情绪的迎合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上升.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在具有融资需求的情况下实施现金股利迎合和高送转迎合的动机强烈,而在大股东存在减持意愿的情况下倾向于实施高送转迎合.本文通过构建大数据股利情绪指数对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并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决策以及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得食应反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抑制了现金股利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且这种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规模小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其中,投资金融化和收益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相比投资金融化,收益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支付意愿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挤占主业投资降低经营利润,从而抑制现金股利的分配;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现金股利发放的路径并不显著。经过内生性、倾向得分匹配、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样本区间等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论依然稳健。基于此,未来企业应端正经营理念,聚焦经营主业,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增加现金分红以反哺投资者。

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度对企业现金分红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分红监管政策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分红监管政策对于两权分离度与现金分红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笔者以2004—2018年中国沪深A股市场中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从样本总体以及区分监管政策类型、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等维度,实证检验了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现金分红的影响及其间分红监管政策发挥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证实: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现金分红有负向影响,但是半强制分红政策削弱了这种负向影响;区分所有制类型检验证实,半强制分红政策对国有企业中两权分离度与现金分红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大;区分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检验证实,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之企业两权分离度与现金分红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大;实施差异化分红政策增强成长期企业中两权分离度与现金分红之间的负向关系,削弱成熟期企业中两权分离度与现金分红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下的企业代理理论,能够为改进监管政策以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网络信息互动质量与现金分红——基于“互动易”与“e互动”的研究

以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爬取“互动易”和“e互动”中有关现金分红的文本信息,探究网络信息互动质量对企业现金分红的影响,以及董秘个人特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网络信息互动质量提高了企业现金分红意愿、分红水平以及分红平稳性。(2)董秘勤勉促进了网络信息互动质量对现金分红的提升;而董秘持股抑制了网络信息互动质量对现金分红的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自由现金流较少、两权分离度较低、股权较分散以及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网络信息互动质量对现金分红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公司研发创新、内部控制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

在外部监管相对乏力的情况下,从微观角度探索属于公司内部独有的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研发创新、内部控制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均有助于激发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意愿,提升股利分配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会抑制公司的异常低派现行为,提高异常低派现公司的股利分配水平;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现金股利水平越趋向于行业标准。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生命周期负向调节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对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水平的边际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公司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思路启示和经验证据。

绩效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企业现金股利分配

绩效期望落差影响管理者的搜索动机和冒险能力,进而会改变企业的行为决策。选取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绩效期望落差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绩效期望落差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在绩效期望落差较大时仍进行大额现金分红主要是出于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难度和留住现有投资者的目的;绩效期望落差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U”型关系在高盈利能力、拥有较多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再融资制度的规范,增强对异常派现企业的监管,并积极引导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企业应注重增强自身发展韧性,及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绩效期望落差水平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以2015至2019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层面的简单混合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没有显著影响,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高管积极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在竞争性国企中更为显著。

中南传媒高派现股利政策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在相关政策的规范下开始现金分红,其中出现了不少高派现公司。本文选取中南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南传媒2017—2022年的财务报表与近10年的股利分配政策,探究该公司长期高派现背后的原因,并发现了长期高派现导致的资本运营难度加大,企业未来发展受影响等问题,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上市公司高派现股利政策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的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而现金分红政策更是受到股东的追捧和市场的重视,高派现股利政策能反映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上市公司实施高派现股利政策的动因主要有基于公司稳定向好的财务状况,公司股权集中程度高,公司已进入成熟期的发展阶段,公司缺乏理想的投资机会,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影响等。高派现行为带来的经济效应包括:向公众传递公司利好价值、提升公司价值;有利于提高公司投资效率;有利于抑制恶意并购行为,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比如股利政策单一而导致资产负债率上升;投资部分与分配部分失衡,增加融资成本;少数大股东获益多而有损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使得股利分配政策多样化;均衡留存收益的投资和分配,满足企业稳定长期发展需要;适时调整股权结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等策略适当减少持续高派现股利政策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