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传播与信众

康熙末年至乾隆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多次禁教,而以雍正二年、乾隆十一年最为严厉。本文叙述这两次禁教,以及在禁教前后西洋传教士潜匿、潜入内地,从事隐蔽的传教活动,致使老教徒继续宗教生活,出现一批新教徒,产生一些华人神职人员和天主教骨干成员;在禁教中,他们不畏刑罚惩处,坚持信仰。本文主旨是陈述这一事实,尤其侧重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信徒的社会成分、奉教原因、诚挚态度。此外,对不绝如缕的传教与信教的历史事实,笔者提出讨论性问题:如何看待民间的天主教信仰,君主专制主义的以信教为犯罪行为的不合理性何在?宗教信仰能够使用法律强制手段解决吗,能够使她消失吗?宗教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希望以后有所探讨。

乡土情境中的异域信仰——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

文章以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为对象,将教民在日常生活及义和团运动这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信仰状态与行为状态结合起来考察,从宗教信仰的形成、发生及其对教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作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耙梳和剖析,由此揭示中西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在中国下层社会冲突、离合与熔融的过程。

信仰危机与托马斯主义

托马斯主义的独特价值在于,每当天主教遭遇信仰危机时,教会当局就会隆重推出托马斯主义,在近现代,托马斯主义就经历了两次复兴。托马斯主义是一个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综合体系,当信仰尚能涵盖理性的张力时,这个体系就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代世界科学理性主义大肆张扬的时代,信仰已被压缩到私人的范围,它已经很难涵盖理性提出的问题。因而,托马斯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

中世纪天主教的信仰与危机:1000-1500年

在1000-1500年间,天主教欧洲见证了信仰事务上的多次危机,它们的性质、规模、影响以及重要性各不相同。在此期间,"信仰"伴随着"危机";但信仰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大多数危机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持续时间也不长,从未达到真正的临界点。它们是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化解的,并总是能够得到化解,天主教对中世纪整个西欧的掌控因而从未受到严重的威胁,直到宗教改革改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