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本《旧五代史》勘误(一)

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校笺、增补,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不乏舛误之处,就笔者目力所及,校勘、补正6则:一是原文“蓝关”应为“蓝田关”;二是原文《罗隐传》记载的其“年八十余”应为“年七十七”;三是《李嗣昭传》记载的“(天祐十九年)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应为“(天祐十八年)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四是《华温琪传》载的“右龙武统军”应为“右龙虎统军”;五是《程福赟传》载的“天福七年冬”应改为“天福六年冬”。六是《礼志下》载的“用少牢者用特牲代”应改为“用少牢者用特牲”,“代”为衍文。

王勃被斥出沛王府考论

王勃被唐高宗斥出沛王府一事,相关研究对其来龙去脉探讨不多。本文从最基本的史料出发,比较新、旧《唐书》及《册府元龟》中的记载,认为《册府元龟》之记载较为可信,并由此认为高宗并没有亲见《檄英王鸡文》,而是有人挑拨离间,利用高宗对诸王争斗的敏感心理,有意将此事上闻,引起高宗对交构之渐的担忧,因而斥勃出府。虽然这件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考察王勃“浮躁浅露”的性格特征及其沛王府的供职环境,又可以看出事情其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册府元龟〉引唐实录、杂史、小说考》辨析

吴浩先生撰写的《〈册府元龟〉引唐实录、杂史、小说考》一文 ,对于我们认识《册府元龟》的价值有一定的启发。但吴先生关于《册府元龟》引用了唐代历朝实录、杂史、小说的说法却不够准确。在唐实录中 ,只有宣宗之前的实录能为《册府元龟》所引 ,吴先生所谓“唐代历朝实录均曾为《册府》所引用”的结论是错误的。此外 ,事实上《册府元龟》不引杂史、小说 ,只是由于它所据典籍采用了一些杂史、小说中的内容 ,故书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与杂史。

《册府元龟》引文方法述论

《册府元龟》是北宋初期编的一部类书,引文方法却与其他类书不尽相同,主要采用合引法、重引法、存异法和补注法。文章通过比对研究认为,《册府元龟》的这些引文方法充分体现其作为史部类书的特点。这些方法利弊互见,尤其是引文不注出处可能是有意为之。

《册府元龟》编撰考

《册府元龟》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三部书均成书于宋初,但它们并非一脉相承。经诸多史料考证,《册府元龟》的编撰是独树一帜的,整个成书过程有其独特的编撰文化主旨思想和背景,与宋初其他三部书的成书过程有诸多差异。

《册府元龟·将帅部》勘误一则

《册府元龟·将帅部》认为,天复十九年,王师讨张文礼于镇州。考诸史籍,王师讨张文礼于镇州的时间应为天祐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