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香港会议与中共中央对台革命工作部署的调整及其影响

台湾光复后,中共组建了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台革命工作。之后,台湾革命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存在党员数量过少、新老干部不够团结等问题。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演进,为总结经验与教训,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发展,1948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地区召开了中国台湾地区干部工作会议(香港会议)。会议对台共的历史问题作了初步整理,起草了决议《关于台湾工作》,分析了台湾地区社会的特点,明确了中国台湾地区的革命任务,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香港会议后,中国台湾地区地下党调整了工作策略,在支部建设、武装工作、职工运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省工委还根据实际需要对香港会议的部分决议作出修改,以农村地区为工作重心,重整了武装工作,更强调隐蔽潜伏的重要性。香港会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的重视,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西北局机关迁址及机构调整考述

1949年5月20日西安甫一解放,西北局旋即部署党政军机关由延安南迁西安事宜,5月22日党政军领导启程南下,两三天后抵达西安。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北政治中心定于西安。为了解放大西北和建设新西北,中共中央对西北局的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组织序列进行了调整,从而形成了适应新形势、新环境和新任务的新的组织体制,开启了党在西北地区城市领导农村的新篇章。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后勤工作及体制建设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西北局既是重要后勤保障工作的参与者与执行者,还是后勤保障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亦是后勤保障体制的领导者和建设者。面对财政危机、自然灾害乃至战争冲击的叠加影响,西北局不仅加强对后勤保障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还通过加强干部配备、体制机制、规章制度等措施,不仅有效解决后勤工作中各种突出问题,有力地保障了西北解放战争战略任务的达成,而且战胜了各个方面的困难,稳住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为保障西北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直至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研究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的粮赋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和战争物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分析与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的制度安排,可知征收政策大致分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土地质量制定征收粮赋标准、征收粮赋时采取累进率、粮租田草田粮赋由业佃双方共同负担、特殊情形实行减征与免征并实行粮管制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在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依据根据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照顾各方的利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当今做好民生工作仍具有深刻启示。

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1954)的历史贡献

1941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作为统一领导党在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派出机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不懈地进行了13年的艰苦奋斗,一直到1954年12月宣告撤销。在这13年中,西北局走过了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峥嵘岁月,在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不同时期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北地区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历史作用;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实践经验,出色地履行了党中央决策的参谋助手作用;为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理论认识提供了试验地和阐发地;创造性开展一系列新的制度探索,成为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制度的历史先河;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事业输送大量干部,发挥了重要组织作用。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全民族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但在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中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任务,更是中共践行“局部执政”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加强陕甘宁边区政治工作是面对的首要任务,也决定着西北局其他方面工作的成效。西北局通过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推进边区政权建设、推行边区精兵简政和组织开展边区防奸锄奸工作等重大举措,把边区的政治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使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区域。

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周恩来带领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是抗战时期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周恩来身上展现出的五种精神品质,成为红岩精神科学内涵的核心内容。周恩来、南方局、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源头;《红岩》小说中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红岩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与学习型政党建设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项重要的学习制度,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实践创新。建设学习型政党,领导发挥带头作用是关键所在,运行机制规范合理是根本保证,学习内容广泛有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是核心,创新学习方法是根本途径。团队学习可增强集体的智慧和凝聚力。

“二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

中共一大结束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率先在上海开展起来。由于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寓所以及中央局成员张国焘主持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受到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的搜查,目标太大。而中央局成员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一直没有暴露,李达寓所成了党内通信的收转站,安全系数较高,因此选为二大会址是适宜的。而广州作为二大另一拟选会址,由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危机一触即发,显然不便在那里召开二大。

多方互动视角下的宁都会议再研究

宁都会议的起因既有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前方军事部署的分歧,也有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组织领导的问题,而1932年9月26日朱德、毛泽东发布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则是促成宁都会议召开的直接因素。会上及会后,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互有批评,但主要批评毛泽东的所谓“右倾”和周恩来的所谓“调和”,并通过毛泽东暂时回后方的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起初是不同意公开批评和召回毛泽东的,不过临时中央出于前方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的考虑,后来同意此决定,以至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论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期对党的贡献

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任弼时先后出任中央代表团负责人、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组织部长等职务,在富田事件的处理中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党内不少同志,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客观上有利于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筹划两次会议,对于苏区党政组织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主持后方工作,为前方战事开展提供了后勤保障。在这一系列工作中,任弼时展现了其良好的工作能力,也逐渐成长为党的优秀领导人。

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工作特点论析(1941-1945)

1941至194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党内加紧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景下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其调研工作具有制度化、科学化和实效化等显著特点。其中,制度化体现在设立专门调研机构,一般工作机构也具有调研属性,调研工作有条件保障,调研成果有完整的运输、保管与宣传环节;科学化体现在详细的调研提纲、多层面的调研类型以及科学的调研方法;实效化表现为领导干部率先深入基层调研,普通调研工作者根据党的任务扎根调研,民主性贯穿调研始终,以及通过调查研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推广典型经验。这些调研工作为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正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行政许可权的横向配置存在多种集中模式,行政许可权应该相对集中到何种程度最为妥善,缺乏标准,莫衷一是。欲使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成为行政法上可被操作之制度或方向,势必应有更为明确且具体之内涵。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权力横向配置的问题。因而在判断行政许可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上,宪法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与方式具有启发意义。应当通过最低限度标准、功能适当标准和边际约束标准等三个要件对相对集中的组织行为予以判断。同时满足三个标准,行政许可权的相对集中行为即具备了正当性。

行政审批局建设的四维机制:基于行政组织要素理论分析框架

行政审批局是唯一以放管服改革整体目标为主要职责的政府机构,具有天然改革属性,对于研究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典型样本价值。在试点改革过程中,行政审批局以许可权限集中为前提,有效地推动简政放权、审管分离与透明行政,显著增强了公众的获得感,是与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适应的地方审批部门,是贯彻放管结合、从审批层面促进监管的重要体制突破。基于案例的追踪研究,选取三家国内改革典型"样本",运用行政组织要素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局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实质趋同,主要包括四个基础机制,即高层推动的动力机制、专业化队伍的保障机制、审批权集中的价值实现机制以及"局+中心"的协调机制。行政审批局模式改变了政务服务中心的底层逻辑,初步构建了跨部门审批产生化学融合反应的合法性组织基础。

与时俱进深化对红岩精神及其现实价值的认识

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培育形成、丰富发展和锻造凝结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是在近代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重大历史转折的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及歌乐英烈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凝结成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红岩精神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新时代弘扬红岩精神,要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要增强斗争本领,确保应对风险考验赢得主动;要涵养浩然正气,彰显共产党人独特精神气质。

中共中央军事部述略(1928—1930)

党的六大决定设立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在军事技术方面,受中央军事部指挥。1928年10月,党中央第74号指示要设立一个军事委员会,归军事部部长领导。1929年1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其与中央军事部的关系未见具体说明。2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来信严厉批评第74号指示,否定了中央军事部的构架与工作计划。8月下旬杨殷被捕牺牲,军事部部长由周恩来继任。1930年2月,军事部奉命与军委合并。中央军事部在其存在的一年半时间中,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红军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功不可没。

英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为了克服分业监管体系的缺陷,英国对其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全面改革。这次改革统一了金融监管权力,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使金融监管的方式和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和评价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红岩精神与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

"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脉相承,与"延安精神"交相辉映,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出自身独具特色的精神风貌。红岩精神本质特征体现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优秀党员群体始终不渝追求崇高的党性修养,主要表现在开展党内教育、坚持斗争策略、发挥群众工作优势、坚守高尚情操、严守党的纪律五个方面。在新时代,弘扬红岩精神对于增强党性修养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一是坚持领导干部以上率下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增强党性修养的外在条件;二是构建集中性、常态性、自觉性于一体的党性教育系统化建设格局是增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三是准确把握"忠诚、干净、担当"的内在关系是检验党性修养的直观标准;四是健全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相结合的体制机制是增强党性修养的制度保障。

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对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贡献

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结合西北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统一战线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习仲勋领导西北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才略,为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四方新声到弦索官腔——“中原音韵”与元季明初南北曲的消长

自元一统以来,南北新声大炽,周德清力黜《广韵》,而有意依托北曲重构新的音韵系统,使之跻身为"中原雅音",并明确标举北乐府为一代正音,南曲不过亡国之音。这一南北之争直接反映了元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消长,而与当时史学、道学的辨统论密切相关,并最终影响了明初的礼乐制作,以北曲为主、兼采南曲的弦索官腔开始一统天下,并于永宣时臻于极盛。然而,当时杨维桢明确反对视今乐府为治世之音而鼓吹性灵,刘基等人更借追慕南曲隐讽时政,却已肇示了明中叶以来新一轮的考音定律,以及南曲最终的全面繁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