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为避免2022年经济困难形势的继续恶化,2023年,老挝高层人事调整变动较大,新总理正式就任,与之配套的是主管财政经济等重要部门、重点地区的部长、央行行长和省长进行了更换。年内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第九届国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次会议均主要聚焦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外交上,老挝与中国、越南、柬埔寨等邻国关系不断加强。通过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努力,老挝在2023年扭转经济发展颓势,通货膨胀率下降,基普价值稳定,经济实现了正增长。展望2024年,政府总理宋赛领导的政府将保持稳定,继续实施中央财权部分转移给地方的计划,加强落实法律的具体执行,提高司法效率。政府将继续解决汇率下跌、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企三大经济问题,外汇管控将更加严格,税收义务将增加;将重点发展旅游业,深入改革国有企业,对矿业和能源等重点行业的政策趋于稳定,营商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优化。东盟轮值主席国项下的东盟峰会等系列主场外交活动是2024年老挝外交的重心,与周边国家围绕国际物流和电力开展合作将有力拓展老挝国家利益。乘着中老铁路快速发挥效益、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增强、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旅游年等有利之势,可以预期,老挝将在2024年迎来强势发展。同时,老挝需要警惕世界局势的突发事件和防范突发的自然灾害。

多重挑战下的稳健发展——印度尼西亚2022年回顾与2023年展望

2022年,印度尼西亚政治和社会形势稳定,佐科政府成功应对新冠疫情,设法推动国家发展计划的落实,特别是民生保障投入增加及新首都的建设得到民众较高认同。印度尼西亚政府还较好地应对了燃油、食用油价格上涨及《刑法》修正案的颁布所引发的社会反弹。佐科政府政绩出众,以致社会上出现要求延长其任期的声音并引发各方争论。各政党围绕下一届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竞争与合作互动趋于频繁,形成了3个不同的阵营,仅斗争民主党尚独立于政党联盟之外。总统候选人阿尼斯和普拉博沃分别获“印度尼西亚变革联盟”和“大印度尼西亚复兴联盟”的支持,最终可能出现3组候选人搭档同台竞争的格局。印度尼西亚经济加速复苏,政府继续实施“经济复苏计划”,推进金融和财税改革及努力控制通货膨胀。经济增速实现了2014年以来的新高,大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好于预期,内需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出口受益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投资稳步增长,制造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成为发展亮点。外交方面,印度尼西亚通过艰辛努力,促成多数国家领导人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峰会的成功举办显著提高了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声望。印度尼西亚积极与邻国开展海洋划界谈判,与越南达成专属经济区划界协议被视为“海洋外交”的最大成果。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大国关系有不同程度进展。2023年,印度尼西亚各政治派别的选举竞争将更加激烈,经济前景谨慎乐观,外交将聚焦于东盟地区事务。

《全国人大组织法》对委员长会议职权的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5条将《宪法》关于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规定分解为四个方面:决定会期和拟定会议议程草案,这是为会议召开做准备,具有明显的服务性;对议案和质询案的"提交"审议权,这应是一种程序性审查;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即不是领导其工作;处理常务委员会其他重要日常工作,这一兜底性条款不应频繁启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6、35条还规定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的产生程序,其中委员长会议的提名权值得商榷。

现实利益与身份认同:缅甸对南海争端的态度和反应

作为东盟非南海声索国,缅甸对南海具体争议保持中立、不持立场;呼吁争议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议、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希望东盟不会因南海争端陷入分裂、中国—东盟整体关系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受到影响。同时,作为东盟成员国,缅甸也希望自己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能够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彰显自身“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地位。缅甸对南海争端的态度和反应是基于缅甸的外交传统、对中缅关系的重视以及自身东盟成员国身份认同的不断强化。“东盟奇迹”使得缅甸逐步将与东盟及成员国的外交放在了优先位置。因此,缅甸对南海争端的立场和反应将在维护东盟团结的基础上兼顾中国的感受。

落实共同愿景 推动形成活力务实东盟--评析老挝担任201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2015年11月22日,老挝从马来西亚接过象征着东盟轮值主席国职位的金色木槌,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面对区域内外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形势以及局限于作为东南亚最不发达国家这一自身条件,老挝能否承担东盟轮值主席国重任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为担任好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全面布局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该承担的各项任务,积极筹备各类东盟会议,成功让东盟成员国在国际场合用同一身份和声音发声,用行动和事实给了外界肯定回复。通过东盟轮值主席国这一平台,老挝不仅更好地融入到了东盟一体化建设中来,显示了建设东盟共同体的决心,也展示了自己处理复杂国际问题的智慧和能力,拓宽了自身外交范围、提升了国际地位。

论中国国家主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自1954年我国设立国家主席以来,国家主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受"文革"干扰,该职务曾经一度被悬空和废止,直至八二宪法颁布并实施后,国家主席制度才重新被确立起来。从现行宪法和政治实践出发,对我国国家主席制度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我国实际与时代发展趋势,探索国家主席制度改革,完善国家主席权力结构,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元首制度具有一定意义。

国家主席、元首制与宪法危机

本文旨在探讨1949年以来国家元首制在中国宪法上的呈现方式与跌宕变迁,并借助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一般意义上的政体类型学,解释新中国的宪法更迭与宪法危机。元首制问题在新中国宪法史上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席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将卡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转化为宪法体制上的国家元首,以及政体类型学上的法权安排。从1949年体制中的"委员会制下的主席身份"到"五四宪法"中的二元政体结构,制宪者试图将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和官僚制结合起来,但这一不稳定的结构使得卡里斯玛可以轻易地废除官僚体制,从而演变成"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的卡里斯玛一元体制。在后卡里斯玛时代,国家元首制在"八二宪法"中经历了从分权制到"三位一体"的不成文宪法变迁,最终以宪法惯例的方式稳定下来。国家元首问题是贯穿历次宪法危机的主线,需要历史主义的梳理和规范主义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