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新出隋《施睿墓志》考

2021年,隋《施睿墓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樱花广场基建工地内。志主施睿为南北朝时期北迁之南士。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南人北迁,其自身的文化优势得以在关中地区迅速发挥出来,填补了关陇地区的文化缺失。

性格二重组合下对腐儒的探赜——论《儒林外史》“二进”的性格

《儒林外史》的周进和范进,都是多年中举不第的腐儒代表。吴敬梓通过表现周进和范进的性格变化过程,力图呈现科举制度害人之深,引导当时的仕儒走出八股举业的禁锢。小说中采用悲喜剧性格二重组合和善恶性格二重组合的结构类型,将周进和范进复杂的性格特征与“迂腐”这一性格核心相联系,从而启发读者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思考。

接受与批评:北周隋唐学者的庾信骈文观

自北周至隋唐,众多学者对庾信骈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深层次的发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具体来说,北周隋唐学者的接受视点主要集中于庾氏骈文的修辞造诣、行文技法及其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方面,偶尔兼及庾信的德行人品。当然,贬抑批评庾信骈文的言论亦不少见,尤其是唐初史家的论调最为尖刻,他们批判庾信骈文一意追趋藻饰声律,却忽略政治教化功能。北周隋唐学者对于庾信之作,无论接受还是批评,都体现出对庾信骈文文体的深度省思,对后世骈文理论与批评多有启示。

合“礼”性技术:《考工记》与齐尔塞尔论题

作为体系性的技术文本,《考工记》意味着东周齐国工匠文化思想正式出场,也标志着侯国官方合"礼"性技术渐趋成熟。《考工记》详记齐国6种官营手工行业及其30类工种,或率先创构了侯国官营工匠文化体系,这包括诸类工种的行业结构、社会职能、造物技术、生产规范、营建制度以及考核评价等早期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元。连同《考工记》的技术体系本身一同成熟的还有东周文化或士大夫思考这种合"礼"性技术体系的为文化逻辑。《考工记》既涵盖了中国式"齐尔塞尔论题"的最初模型与要义,又显露出齐国士大夫与百工的互动行为潜伏着彼此区隔化偏向及其后遗效应风险。

诸葛天申、宗姬原型人物考论——兼论《儒林外史》中次要人物的叙事意义

诸葛天申和宗姬是《儒林外史》下半部出现的两个士人,通过考证可知,这两个士人都有其原型人物。诸葛天申的原型是江宁府溧水县的名士司徒宜,宗姬的原型则是江宁府上元县的著名士人周榘。司徒宜和周榘都是吴敬梓的好友,吴敬梓以这两位友朋为原型,通过对于他们人物特性的或取或舍,塑造了诸葛天申和宗姬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小说形象。在原型人物考论的基础上,对于诸葛天申、宗姬等次要人物的塑造方式、结构功能等也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审视。同时还可看到,诸葛天申、宗姬等次要人物都具有"简笔深意"的特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科举对于士人无所不在且无比强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人物也成了更为普通却又更为典型的儒林代表。

时移势变:论包世臣与常州士人的交往及经世思想的嬗变

嘉道之际,考据学仍在发展,经世思潮正在兴起。作为经世思潮初期中心人物,包世臣并非孤独的独行者,他与常州士人关系极为密切,自视“常州同党”,他的用世精神得到常州士人的呼应,从而在江南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经世思潮。包世臣经世之道以取得实效为宗旨,故他不愿持论过高,而是主要针对具体时政而论,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矛盾焦点的转移,他思考问题的重心也随之改变,相应的对策也发生变化。

流寓周隋的南朝士人交往图卷——新出隋开皇八年《朱干墓志》笺证

吴郡钱塘朱氏是南朝齐梁间文学世家,其后裔在进入北周后竟不为史载。新出土的隋代《朱干墓志》所揭示的正是朱氏一族在周隋间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轨迹,并为其家族世系的链接补备了重要阙环。由于墓志的序和铭是出自南朝文学领袖明克让与庾信之手,故对于补备他们的遗文和研讨入北的南朝士人交往关系保存了珍贵史料。其中所揭示的丰富的南朝士人行迹与文化传承,也为进一步探究周隋间的政治文化倾向特别是文化理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乾嘉时期扬州文人雅集与戏曲繁盛

乾嘉时期扬州出现了新的繁华,“海内文士,丰集维扬”,文人雅集一时胜于江南。扬州文人雅集一般伴有戏曲活动,观剧评戏是这种戏曲活动的主要表现。雅集文人对演出剧目和表演艺人的品评,具有群体性的特征。它一方面促进了戏曲的繁盛,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戏曲创作的案头化倾向。

从《周易·乾卦》阐释中看儒家精英管理思想

自儒家学者赋予《周易》卦爻义理以来,他们所针对的核心便是有一定物质基础、道德基础、社会身份的精英群体——君子。儒家借乾卦对君子处处规范,渗透出浓厚的精英管理思想,并且构建出一套可行的策略。即,君子做到有节制的"自强不息"、有反思的"功成身退",自强与自治兼备,才能最终实现个人与整个社会的成功。以今来观,儒家精英管理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即规范性精神文明和自控性精神文明。其本质不在于辖制,而是让君子在不妨害他人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从而享受更大的上升空间与自由度。

论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作为民主人士,他从早年起就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后来成为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作为学者,他知识渊博,硕果累累,自始至终坚持学术为现实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

评蔡义江先生的脂砚斋、畸笏叟观

蔡义江先生主张"重评"不是"脂砚斋自己的第二次评",而是"脂砚斋对诸公已有过的评而言",意义重大。由"重评"的基本点出发,对探讨脂砚斋及其在《红楼梦》成书中作用等,将可能会有新的开拓。

雨洗东坡月色清——浅析苏轼黄州心态

主要以苏轼的文学创作为导引,从书生个性和倦客心态、贵族精神和平民情怀、诗人品性和哲人襟怀这三个角度解读坡公被贬黄州后的复杂心态,从而让读者对苏轼性格的多重性和人格的丰富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庾信与北周宗教变革

庾信参与北周三教论衡的事迹保存在与周武帝的唱和二教诗中。其诗作融汇三教典故,表述三教融合思想,颂扬周武帝的三教论辩技巧,与北周宗教变革有着紧密关联。与庾信同期的入北南士,或通过诗文创作,或通过三教论辩,表述三教思想。庾信等入北南士的文化活动,带动了北周社会对南朝佛教文化的接受,也由此影响了北周宗教变革。他们对北周文化变革的广泛影响,给北方佛教徒留下深刻的记忆。佛教徒在反思北周灭佛的历史时,创造了庾信受多头龟恶报的应验记,以其作为对庾信的宗教审判。

周敦颐与北宋蜀地学者的交往——附周敦颐佚诗三首

周敦颐在北宋中期入蜀为合州判官,与一批蜀地学者交游往来。这些学者包括其同事和属僚、当地和附近的部分士子,及其姻亲共三类。周氏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讲论,丰富了当时蜀学的内涵,也成为后来四川乃至全国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文末附周敦颐佚诗三首,或有助于相关的研究。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明代《庄子》书目匡补

严灵峰先生的《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是迄今为止收录诸子著作最为详尽的工具书。然而严灵峰先生在编辑此书时,一些著作并未经眼,存有一些待考及考证失误之处,另外尚有漏收的著述。本文意在对本书收入的明代《庄子》书目进行匡补。

周振甫的编辑思想探析

周振甫是一位为出版业特别是古典文学编辑出版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大编辑,也是一位值得我们所有出版业从业人员学习和追随的楷模。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周振甫卓越的编辑思想,即:校对型编辑、书橱型编辑、良友型编辑、学者型编辑、编辑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