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郡的设置与昭通政区之肇始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两国,分置巴、蜀二郡,拉开了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的序幕。张若、李冰为最早的两任蜀郡太守,而此时的昭通境域即有部分属于蜀郡。秦汉以降蜀郡凭借四川盆地的地理优势,以及得中原文化风气之先的历史机遇,对南中地区起到了广阔的辐射和强劲的带动作用,昭通政区的沿革演变亦与蜀郡的分合调整息息相关。

莫理循昭通游记在地方史研究中的意义

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莫理循一生保留了大量的书刊和文献资料,但真正属于他个人的出版物,却只有1894年考察中国西南时的一部游记。作者兼具旅行家的激情和新闻记者深邃的眼光,所到之处,除了记下旅途中的见闻与访谈,还加上自己独到的思考与评论。其中涉及昭通的文字,篇幅虽然不长,但却特别在意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昭通社会的珍贵资料。

晚清昭通第一次教案评述

作为一种外来性宗教,基督教一直谋求向世界包括中国进行积极的传播。但它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在相当长时期内曾遭受着中国各阶层势同水火的排拒。近代中国历史上教案频发,民、教冲突是其主要因素,但从细节分析则各有不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天主教传入云南最早地区的昭通,也曾在晚清数十年内发生过三次教案。即以1862年发生的第一次教案来看,虽然事件并不复杂,也未造成人员损伤,但从案发到交涉,再到最后结案耗时绵长;从它的全过程来看,除了具有与当时其他地方教案的一些共性特征之外,也有其自身独特的地方。回顾这一教案,有助于补充昭通历史的某些细节。

宋朝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诸部

宋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上承汉唐"因俗而治"的观念,下启元明清土司制。两宋时期昭通境域大部分属戎、泸二州所辖羁縻区域。史称"叙州三路蛮",即马湖董蛮、南广蛮、石门蕃部。叙州三路蛮与宋的关系较为松散,而与大理东川郡属乌蛮各部血缘相近。这些生息于宋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部族,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发展的独立状态。

盖洛昭通印象及其文化价值

威廉.盖洛是20世纪初西方颇负盛名的美国旅行家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903年他从上海启程,沿长江到重庆,然后步行到达昭通。在他的游记和镜头下,对昭通百年前的城墙、城市街道、寺庙状况、信仰习俗以及外国人在昭通的活动等等,都有生动的揭示,篇幅虽然不长,数量虽然不多,但也因此显得更加珍贵,保存了地方史志中难以见到的生活影像,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百年后当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城市面貌也早已面目全非以后,这些细节就变得格外重要,也使其游记别有一种特殊的价值。

先秦九州五服视野中的昭通境域——昭通政区的历史人文地理背景

据《禹贡》所载,昭通在夏、商时期属梁州,位列五服之中的荒服区域。由于《禹贡》成书年代和记载内容受到诸多质疑,昭通政区的源头也一度失去了令人信服的文献基础;但现代考古证据却表明,最迟在商代,包括昭通在内的诸多西南方国、部落境域,因为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多方面的联系,故而进入了中原学者的视野。研究昭通政区的起源,《禹贡》所述先秦时代的华夏、四夷格局以及九州、五服制度等方面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仍旧难以代替,并不能轻易否定。

华阳黑水惟梁州——昭通政区朔源

《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的记载过于简略,引发了聚讼千年的"黑水"难题。以黑水为雍、梁二州的西部边界,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西南诸河的模糊认识。作为确定梁州范围的一条重要界限,黑水的探寻可谓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即便抛开黑水的真伪不谈,历代学者为此而作的种种努力,也堪称一部激动人心的《禹贡》学术史。昭通政区朔源研究同样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无论将《禹贡》黑水定为横断山区诸河中的那一条,均可断定早在先秦时代西南地区就已纳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那么今昭通市已属《禹贡》梁州境域就是确定无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