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下本土组织行为探析

"差序格局"是儒家文化下的特有社会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人与人之间以"关系"为纽带;高权力距离;"圈内"高信任,"圈外"低信任;在交往过程中,"亲人"、"熟人"、"生人"差别对待,注重"人情"和"面子"。"差序格局"下本土组织主要表现为:组织的非正式性,员工分为"圈内人"和"圈外人";组织运行中,采用家长式领导;轻规章、制度,重"面子"、"人情"、"关系";组织用人、人员考评和晋升中,能力、关系相互作用。管理中要充分利用"关系"的正效应,建立中国式团队,重视"人情"、"面子"在激励中的作用,发挥本土组织行为的最大效用。

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工具,也是分析中国人"群己之别""圈层意识"的"私"道德的功能概念,更蕴含人际关系紧张、秩序隐患和边界冲突等负面影响。利用"场"的扩散、交叉和非边界、融合等特性来补充"差序格局",既是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内在"推己及人"达成"和"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反思,也是对消除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隔阂,实现关系自觉的实践关怀。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和"场"二重性,行动者"差序"和"边际"的双重人格,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实践逻辑,也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启示。推动费孝通借助"场"来补充和修正"差序格局"的文化意义和研究范畴,仍需进一步开掘。

“差序格局”的本意与延展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针对当时的＂私论＂提出了＂差序格局＂,旨在说明中国人的＂私＂是相对的,这是当年费老提出它的＂问题意识＂。自社会学恢复以来,后人大量借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现象,并延展出＂资源论＂＂等级论＂等。至2000年中后期,学界对这些延展理论进行了批评与反批评。此后,有关＂差序格局＂的＂本意＂是什么,怎样延展的问题促使学界不断对其再认识,如沈毅的＂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张江华的＂差序格局的普遍性＂等。这些＂延展＂理论与费老当初提出＂差序格局＂时的＂本意＂有一定距离。然而,＂差序格局＂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费老不可能穷尽对它的认识。这就决定了后人对它的＂延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差序格局”概念的分析路径:以费孝通对公私问题的分析为例

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具有两个原初的学术背景。其一,从现实关怀来看,是为了理解当时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私”的问题;其二,从学术谱系上来看,差序格局概念是费先生进行“社区研究”的步骤之一。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讨论“差序格局”作为理论工具理解分析现实问题时,所蕴含的分析要素与路径。本文发现,差序格局概念与费老早期结构功能主义的学术立场有关,涵盖了“组织”(制度)、“结构”(组织的架构)和“格式”(伦理)三个互相关联的分析维度。费先生晚年并未否认过这一结构主义式的分析路径,而只是在这种结构实体性之外,也注意到了个人行动对社会结构的修正作用。

精神世界、社会世界与差序格局:重读韦伯《中国的宗教》

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提出一个命题,即儒教伦理抑制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这一框架着眼于精神世界(spiritual world)与社会世界(social world)间的连接,即宗教伦理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韦伯在新教伦理讨论中关注不同教派信仰与经济活动间关系,不同教派信仰的社会世界,“生活样式”的理性化,等等。但《中国的宗教》主要着眼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而没有关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世界。通过对韦伯思路的再审视,可以从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互动中认识士大夫/中国人的“心态”,强调差序格局是人们在社会世界中的行动逻辑,进而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课题。

偏私的领导风格是否有效?——基于差序式领导的文化适应性分析与理论延展

差序式领导是否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式?本文尝试从文化适应性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首先分析了差序式领导有效性的文化预设,并详细讨论了差序式领导与中国人正义观以及中国人的"忍与时"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以从文化上厘清差序式领导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对差序式领导与家长式领导、"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进行比较与整合分析,以更深刻理解差序式领导的理论内涵。本研究发现,差序式领导的风格符合中国文化的认知,与其他领导理论相比,差序式领导理论更具备本土契合性。本文对于建构中国本土领导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

社保、信用与法治——“差序格局”与法治中国的可能性

"差序格局"有碍于人格平等的实现和公民精神的化育,是法治中国的主要障碍。现代社保制度有助于人格平等的实现,通过替代差序格局实际上承担的经济互助功能,它亦有助于公民精神的化育,进而助益于法治中国的实现。现代信用体系可以限制差序格局对法律实现"功能替代"的运行机制,进而有助于社会成员对法律之"系统信任"的形成。"社会基础秩序"的建设,可以极大优化社会行动的平台。法治中国的建设,应遵循"从法治社会到法治国家"的道路。

权力再生产的行动伦理基础——以北方某市幸福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为例

组织权力的有序交接对其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可以此为切入点,研究组织核心成员社会行动的特征及其深层的伦理基础。本研究以北方某市幸福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发现在以原主任连选连任为目标的换届选举的权力再生产过程中,采用了“事实非差额”“核心成员一致”“分阶段宣传和动员”和“选举现场影响”等实践策略。对上述策略的实践过程,特别是行动者的行动和言辞的分析发现,除了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的作用外,同事之间以“信”与“义”为伦理基础的朋友关系和社区中人以“泛差序格局”为指引的地缘关系对于实现这些策略至关重要。

清中期城市社会的差序格局——以北京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中丧葬礼俗实践为例

许多学者在理解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时,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视为"传统"社会的写照,现实情况与差序格局理论不相符,被视为"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本文通过分析清中期北京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中记载的葬礼活动,发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模式只是大体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人际交往的核心层不完全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决定,市民通过拟亲属称谓构建自己的直系亲属层。而同心圆的格局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社会身份分层与经济地位分层所打破,变成锯齿状模式,这与学者们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的现象非常近似。同时,葬礼也是社会关系动态重组的重要时机。这提醒我们,描述中国社会的当代变迁时,必须首先明确"传统""现代"与"城市化"等系列概念的内涵,以往我们认为属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可能只是"传统"本身从乡土到城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