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陈傅良交游考略

陈傅良是南宋时期永嘉事功学派中继薛季宣而起的重要代表人物,历仕孝、光、宁宗三朝,与当时的政局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陈傅良的重要交游活动能窥见其思想发展的过程,认识其在永嘉学派和浙东学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其对政界的影响。

公正求实:宋代陈傅良的法制理念

陈傅良是宋代著名的永嘉学派巨擘,对法制本质以及立法、变法、司法做过许多思考和探索。其中,最具特色和智慧的是追求法制的公正公平,不仅是立法的,而且是司法的,尤其"行法自贵近始";重视司法的求实重人,强调法律运用的恰当准确以及事实认定的真实有效,并且要求充分发挥司法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原情定罪"、"司法在人",把重法与重人结合起来,实现法制公正公平的终极目标。陈傅良的法制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时代先进性,还有强烈的历史借鉴性。

陈傅良政治思想的厚与薄

陈傅良的政治思想中存在道法之辨与古今之论两个重要主题。围绕该主题,他以三代政治精神解读宋代立国基础,试图树立一个可供取法的政治传统,并对王安石变法的歧出激烈批评,其中心意旨在于改革当时政体中的集权主义与专制主义弊病,实现国家富厚的理想政治。这个典型个案显示出,宋代新儒学的经制观念和实践意识远非单薄的制度主义和事功范畴所能概括。

立法·变法:南宋陈傅良的法制理念

陈傅良主张立法时要预防与惩罚相结合,变法时要为民与趋利相一致,突出预防和功用,既继承了对我国古代德主刑辅、德政王道的法制传统,又反映了变法为民、经世致用的时代诉求,总体上呈现出"外王"、"事功"法制思想的特色。这也凸显了他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取向,是一份珍贵的法制思想文化遗产。

《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

认为淳祐七年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并非吕中所撰,其《大事记》应是渊源自蔡幼学《大事记》,而蔡幼学作《大事记》则是为继续其师陈傅良未竟的《皇朝大事记》。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以蔡幼学《大事记》为基础而作了“讲义”,并补充了部分《大事记》的内容。其后,吕中又在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讲义”,所以诸本《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和《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都题为“吕中讲义”。陈傅良、蔡幼学作宋朝《大事记》,以及其后出现的《大事记讲义》,在体例上都受到吕祖谦《大事记》的影响。

论陈傅良的民本思想

南宋永嘉学者陈傅良一贯主张推行儒家民本主义。他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能否得民心。为此,他反对官府对百姓苛重的剥削和压迫,要求统治者宽民力、救民穷,以结民心。陈傅良还身体力行,将其民本思想贯彻到他为官施政的实践之中。陈傅良的民本思想有其深刻的学术渊源,这就是:他重视研究历史,能总结治国经验,强调事功和学问经世致用。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止斋诗初论

止斋诗在诗思上具有郁勃不平的的政治情感取向,但同时又能融苍浑于平实,归怨艾于雅正,体现出情兼怨雅的趋尚;在诗艺上则有意求雅、求工与求新,体现出醇雅工巧的创作追求。作为"学人之诗",止斋诗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诗学意义,它既折射了南宋永嘉学派的历史演进,同时又在诗歌的抒情性与工巧性追求上对包括"永嘉四灵"在内的"风人之诗"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而真正前驱性地参与了南宋后期唐韵复归,"宋调"式微的诗史进程。

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对北宋初海外贸易收入的一个判断长期没有受到质疑。他认为宋初朝廷设置市舶司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开征进口税的初期 ,政府外贸收入还很少。本文从宋朝外贸收入结构、设置市舶司的政治背景、管理人员组成等方面对此提出了批评。

陈傅良诗初探

南宋永嘉学派巨擘陈傅良,专致经制之学,兼擅时文,以馀力为诗,别出一格,"亦自胜人"(纪昀语)。叶适谓"不用诗家常律",《宋诗钞》谓"得少陵一体",皆称有见。他的诗长于论议纵横,吐辞属思往往出人意表,笔力苍健,深蕴理致,得到时贤和后人的很高评价,在宋诗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湖南事务看周必大与陈傅良的矛盾

淳熙十六年(1189年)陈傅良任湖南任转运判官,实行减税政策,得到湖湘学派的支持。陈傅良去职以后的绍熙二年(1191年),周必大任湖南安抚使,认为此前的减税政策威胁到州郡机关的运行,其言论被湖湘士人传闻于陈傅良,导致二人产生矛盾。周必大在职期间更与陈傅良的继任者及追随者丰谊在修城事务上意见分歧,这是之前他与陈傅良矛盾的延续。周、陈两人矛盾的产生缘于彼此政务理念的不同以及时事的变迁。

南宋科场文体典范——陈傅良试论研究

试论是宋代科举取士的主要文体之一,在科举导向下出现了大量的试论文章。其中著名理学家陈傅良的试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学技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可以称得上是试论这种科场文体的典范,在南宋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惜此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其试论进行个案研究,希望起抛砖引玉之效,以丰富对南宋散文和科举文体的认识。

永嘉学派研究平议

永嘉学派草昧于北宋"皇祐三先生"和"元丰九先生",开创于南宋郑伯熊、薛季宣,继陈傅良之弘扬而至叶适集大成。永嘉诸贤自南宋以来就进入学者讨论的视野。近百年永嘉学派的研究,始于清末民初的温州籍学人对永嘉学派的文献整理及精神弘扬,小成于1980-1990年代,大盛于2000年以来的十余年,推动了宋代永嘉学派研究的繁荣。然而在学术内在层面,永嘉学派的研究仍有待诸多改进与补足之处。

浙东地域空间:陈傅良的思想发展与文学书写

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浙东一带度过,这里的山水养育了他,也涵养见证了他思想学术与文学创作的发展演变。梅潭、金华、钓台、止斋,作为浙东的实存空间,与陈傅良的实际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以地域色彩和历史文化内蕴影响着陈氏的思想与创作,同时作为象征空间,它们又被赋予超越地域本身的意义,成为代表陈氏思想、学术、创作转折的关节点,在其诗文主题意象、思想内涵与风格转变等方面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

论薛季宣、陈傅良对理学性理的兼容

南宋孝宗隆兴、乾道间至光宗绍熙时,理学主流派的性理之学与永嘉事功之学同时昌盛,后者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兼容前者的合理因素,具体表现在薛季宣"问阵而称俎豆"和陈傅良兼重"勇猛"与"详密"。他们对理学性理的兼容,其核心旨趣是传统儒家的"中道"思想,为叶适创建事功"治统"体系奠定了思维基础。

永嘉之学的明代回响——以陈傅良的明代历史形象为例

元明之后,国家借由科举凸显对程朱理学的尊奉,但是不意味永嘉学派淡出地方知识层的视野。明代温州知识界从祠祀、书籍出版、科举程文及学说继承方面构建了陈傅良的历史形象,从一个侧面证明永嘉之学在明代回响犹在。明代温州学者通过对本地前辈的记忆重构,延续、更新了永嘉之学。

陈傅良与孙锵鸣的政治思想共性——以民本、民生为中心的考察

陈傅良与孙锵鸣基于民本、民生的政治思想同为一渊,有诸多共性。两人均毕生弘扬永嘉之学,推崇事功、经世致用,心系社稷,关切民瘼,力图变革,功不可没。他们崇尚经术,求真务实;为社稷宽民力,切求民瘼;倡导永嘉之学,奖掖后进,对近代温州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傅良佛禅诗略论

陈傅良存世的三百五十余题诗歌作品,有十分之一在语词或内容上,明确含有佛禅元素。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并未壁垒森严地排击佛教,而是在诗作中明确表达了儒释同源之意,并坦诚早年濡染释氏的经历。陈傅良与佛禅的结缘,还可从其诸多游访名山古寺、结交僧侣居士、记录坐禅体验以及娴熟运用佛语释典的诗作中得见一斑。

陳傅良《春秋》學與古文關係研究

奠基於學界長久以來經學與文學關係緊密的命題之上,本文所欲解決的問題是,陳傅良《春秋》學世變觀、書法觀與古文關係何在?本文認爲,陳氏世變觀著眼於“事端(始)”“漸”“累”“甚”,書法觀則强調《春秋》、《左傳》之書與不書如何互相發明。陳氏《春秋》學不僅僅用於解經,更廣泛的見用於各體古文,包括序跋、書信、雜記、墓誌銘、祭文、論説等等,以及相應的各種不同人事現象、歷史事件。其以“組絲貫珠”的敘事工夫處理古今事物,或是條理清晰的敘述演變現象與關鍵,抑或是以少總多的見出全幅圖像。最後輔以關鍵論斷,或兼述人情。這展現了陳傅良的經學、史學、文學素養與廣博學識,對於本文更重要的,此學養成就了其兼融敘事、議論、抒情的古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