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四个男性形象

亦舒的都市言情小说影响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爱情观、人生观和时尚观。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独特的视角,让观众看到城市中的红男绿女、爱恨情仇,比之原作中的人物更多了亲近感和现实感。该剧讲述了一个家庭主妇罗子君遭遇婚变之后,从底层做起,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故事。与之纠葛的四个男人——可怕的老实人老金、又穷又渣的白光、前夫陈俊生、青年才俊贺涵也各有特色,他们是现实社会中男性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现代中国建筑之“脉”的分枝与演进--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研究

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前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支延续与世界现代建筑思潮直接影响下,由内地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组成的“新派”建筑师群体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体系化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并形成理论流派。这一理论流派直接继承发展了1930年代以来在学院派与官式建筑传统之外探寻现代中国建筑道路的思想新芽,系统呈现了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主流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全面碰撞融合的理论图景,亦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之余绪在现代中国建筑理论探索中的映射,具有多重重要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本文将发掘本时段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余绪与现代建筑社会属性多重交叠下的理论探索,论述其对“复古思潮”的抨击抵抗及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内涵,呈现其从“型造人”到“建筑文化自觉”的启蒙主义理论建构演进目标,总结这一群体及其理论建构作为现代中国建筑发展图景重要组成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完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理论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

《于陵子》版本源流考

《于陵子》托名战国时期齐国隐士陈仲子所撰,虽出自后人伪撰,但书中保存了陈仲子的诸多资料,对其文献价值应给予关注。《于陵子》现存最早版本为明《秘册汇函》本,乃《于陵子》后世各版本之祖本。文章对《秘册汇函》本及后世诸本进行梳理、考证,以明晰《于陵子》版本源流。

王邦畿生卒年及王隼出家时间考

清初遗民王邦畿及其子王隼皆为享誉当时的著名诗人。在岭南,其诗名与屈大均、陈恭尹等大体相当。邦畿诗托喻遥深,生卒行迹为人稀知。其生卒年,数十年来学界皆以陈永正先生确定的1618和1668年为是。不过,通过对多处相关资料的梳理发现,其生年当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年为康熙四年(1665)。王隼出家的具体时间学界向无定论。经考证得知,王隼在其父去世后,于康熙四年冬至丹霞别传寺礼澹归学佛。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吉林乌拉陈汉军旗人“台神”探微

"台神"是吉林乌拉陈汉军旗人入门萨满、正规学习"察玛"的一种萨满仪式。例行仪式的原因在于"因病许愿"、"病愈还愿";公示正名、神化身份。其萨满仪式过程主要有:听神鼓、经迷惘、坐马褥、聆听神谕、择师深入不辍地学习等几个部分。通过此仪式的举行可使人达到心理解脱、凝聚人心、心理警示及终身神前效力等作用。

汉代纬学儒家道德神学化的系统阐释

汉代儒学昌盛的两大思潮是经学与纬学。纬学是诠释经学的产物。因为其中多神学预言,故称“谶纬”。纬学产生于西汉后期哀、平之际,经王莽新朝奖倡,至东汉光武帝定纬书为士子必读书达到极盛。明帝、章帝命根据谶纬重新解释《五经》章句,谶纬神学成为东汉的思想正统。在系统梳理汉代纬学的兴衰历程的基础上指出纬书的特点是假谶辅经。通过阐释以《七经纬》及《河图》《洛书》为标志的纬书构成及其对孔子的神化,并结合刘勰《正纬》的反思,可以使人们对汉代纬学的得失有一个合理的考量和认识。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述论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思想界矛盾斗争的产物,是在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还与陈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受阻有关。它从1933年成立到1951年解散,工作重心和会址数度变迁,在各地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该会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保持"合法性"是其在国统区生存的基本策略;中共对该会的政治指导是通过在其中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自觉行动实现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汉后期刺史州牧反复罢置的原因及影响新探

汉武帝设立刺史制度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西汉后期发生了剧烈变化 ,这表现在刺史与州牧的反复罢置上。西汉成帝时 ,罢刺史而置州牧 ,既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刺史越权既成事实的认可 ,同时更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引起封建国家官僚制度职能变化的根本原因。此后刺史州牧的反复罢置则显示了统治阶级内部对刺史职能变化的矛盾态度。在这一变化过程中 ,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曾在一段时间内 ,不同派别力量此消彼长 ,不分优劣 ,因而出现了刺史州牧反复罢置的现象。刺史向州牧的转化 ,即封建国家由加强对内部地方官吏的监察约束转向全面镇压人民的演化 ,这种演化在将突破“度”的限制时 ,表现出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斗争 ,因而摇摆不定。而州牧制的最终确立 。

“失败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新探

以前关于陈桥兵变的研究,几乎是一部赵匡胤的"成功史",对兵变中的"失败者",即赵氏的政敌极少着墨。事实上,这些"失败者"群体并不在少数,遍布军、政枢要,他们的抵抗或不合作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兵变的进程,尤其是对入城路线的选择上。作为兵变中最重要流血事件的韩通之死,往往被后代史家视为军校王彦昇的独断专杀,然而置其于兵变及之后北宋政策的走向上来看,却恰恰是赵匡胤肃清后周异己军事力量的开端。观察这些"失败者"的踪迹,可以让我们对宋初形势有一个全景式的概观。

唐无陈鸿祖其人与《卓异记》作者考

唐传奇《东城老父传》的作者当是陈鸿,唐并无陈鸿祖其人。《卓异记》的作者是陈翰,文前之《序》则是李翱所作。

陈子龙的骈文成就及其对清初影响

六朝文人最重视句式整齐的骈体文学。晚明复古派不仅倡导汉魏六朝骈体文学,还大力创作骈体,编纂选本以期引领文风。其中,陈子龙的成就最为突出。其赋、书、论等文章虽然句式整齐,但没有形成工整对偶,具有"汉魏体"骈文特征;表、启等则骈四俪六色彩浓郁,隶事丰富,藻饰明显,具有"齐梁体"骈文特征。他虽没用骈文之名,但各类骈体清新流丽、精妙绝人,事实上是明代骈文的殿军,对清初陈维崧、毛先舒、毛奇龄、陆圻等影响较大。清初骈文的振兴,主要是晚明复古派推崇汉魏六朝文学的延续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村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大批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使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农村问题。其中,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他们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载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关系入手研究农村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

《昌黎先生文集》清同治广东述古堂刻陈澧父子批点本考述

韩愈文集在清同治时有广州刻本,此本后经理学大师陈澧及其子陈宗颖批点,对韩文的义理颇多发明。此批点本是考察晚清岭南学术界对韩文接受情况的珍贵文献。

陈友谅的形象及相关问题考略

陈友谅是元朝末年著名的农民军领袖,他"姿貌丰伟",其个性中既有坚毅、果断、凶悍好战的特征,也有好猜忌、好权术、骄傲自大以及贪图享受的缺点。陈友谅最后的失败,与他的这种个性有密切的关系。陈友谅在明、清两朝的湖广地区影响巨大,成为这里百姓和地方官顶礼膜拜的地方神灵。陈友谅的后裔元末在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定居,仍保持桀骜不驯的遗传个性。

一幅珍贵的宋代水榭演剧图——苏汉臣《重午戏婴图》解读

宋代宫廷画家苏汉臣的《重午戏婴图》,清代乾隆皇帝曾对其予以击赏,并揭示出此图以二十五人应"重午"节气的寓意。整幅绘画以荷花池、池边绿茵石树和水榭歌台为背景,其下半部分绘二十人在池边绿茵场游戏;上半部分为五小儿在歌台上进行杂剧扮演,应即宋代教坊中的"小儿班"杂剧。儿童扮戏在我国源远流长,而宋代水榭歌台作为杂剧的演出场所却为首次发现。宋代文献中的"射厅"使用了"榭"的原始意义——习射场所,同时"射厅"也是观剧演剧场所。从文图对照、图图对照进行探究,可知此图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畲汉陈十四信仰的比较研究

陈十四信仰在畲汉两族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畲汉两族在陈十四传说的内容与陈十四信仰的形式上体现了同质性,但在陈十四传说的口述形式、记录文本以及民众对陈十四信仰的艺术展演上则表现出异质性。共同的心理诉求是畲汉两族对陈十四信仰趋同的重要因素;畲族对汉族强势文化的认同是畲汉两族陈十四信仰同质性的中坚力量;畲族民族意识的延续是畲汉两族陈十四信仰异质性的核心原因。

陈寿、范晔历史人物评论之比较

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都是得到后世很高评价的史学名著。两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所记相同人物共有55人。陈寿和范晔在记述和评价这些人物时,行文也有异同。陈寿和范晔对这些人物记述上的繁简、评价上的高低,不仅反映出这两位史家著史之不同的旨趣和史识,而且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东汉末至三国初的这一段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论谶纬对汉代七言诗发展的影响

汉代诗歌从七言句、七言段到完整的七言诗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到西汉后期七言民谣初具规模,到东汉中期文人七言诗基本形成。从今存纬书文献来看,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句式工整的七言韵文。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纬书成为儒生必修"功课",因此东汉文人多通于纬学。在风格、用韵、句式节奏和内容主题等方面,纬书七言韵文超越了民间歌谣而与后来的文人七言诗颇多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纬书七言韵文是民间歌谣向着文人七言诗演进的重要桥梁,谶纬促进了文人七言诗的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