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古希腊热”

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中国一些古典学者把古希腊文化引进中国并加以研究,掀起了一阵"古希腊热"。周作人致力于希腊文学、希腊文化的译评和研究;吴宓致力于希腊哲学和文学的研究;罗念生致力于希腊戏剧和文化的研究;陈康致力于希腊哲学的研究。其他学者也有关于古希腊文明的著作问世。以上情况,过去在学术界少有综合性的评述。

民国孔教运动中的孔教新创仪式述论——以孔教会为中心

孔教运动中孔教徒们除在理论上树立孔子的教主地位外,在强化孔教的宗教色彩方面,孔教徒们更是极力建设孔教的宗教仪式。这些新创仪式主要有:释奠礼的新推广、颂经与念圣辞、教堂与祀孔配天礼、圣诞节及其他一些孔教节日的纪念、儒服、孔子纪年、教旗和教徽等。这些仪式的创建,强化了孔教的宗教色彩,却并未在孔教徒中广泛流行。在宗教仪式的创设上,孔教运动可以说是失败的。

基于矛盾的事实的分析:儒学研究之片论

从陈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背离的考察中,可以引申出以基于矛盾的事实分析为方法,改进儒学研究的意见:基于文本实际背离的事实分析,需要区分儒学的文本和实际的两种传统,由此才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和实现儒学的当代价值;基于正负结果同在的事实分析,需要注意儒学理论内在的两面性,由此才能更为有效地解释儒学在传统社会产生的正负双重作用;基于相反评价共存的事实分析,需要阐明儒学在被现代化瓦解的同时,又显示出与现代互补的历史辩证法,由此才能更为深刻地阐明儒学在今天何以具有了正面价值。

1962年前的陈其宽“游”与留白的艺术

东海大学早年规划设计在第一阶段完成后,其建筑语言或多或少受到了外界的质疑,亟待寻求新的可能性。1959年年中张肇康带着伤感的心情离开他苦心经营、投注心、力的东海大学,陈其宽则接受吴德耀校长的邀约创办建筑系。此时贝聿铭已表明除教堂外,不再参与东海大学其他建筑的规划设计事务,因此留在东海大学的陈其宽就有机会展现他个人对建筑的看法,开启了"游"与白墙诗意的第二阶段。从1954年的女生宿舍规划与1956年纸上建筑的青年中心竞图中就已看到陈其宽日后多数作品的创作母题,即"游"与留白。陈其宽从自己钟爱且不受限制的中国现代绘画实践中获取灵感,再转译到建筑,从1959年的校长公馆一路实验到1963年的艺术中心,共5件作品,可算他职业生涯的啼声初试,成果辉煌。文章将集中论述校长公馆、招待所与女白宫,旧建筑系系馆与艺术中心将留待第四篇专栏文章与路思义教堂、双曲抛物面的议题合并讨论。

度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简论王禹翶、冯伉在商州的情结表现

北宋王禹翶、冯伉是科举同年,才干学识匹敌,但彼此友谊在同朝为官中出现波折。宋淳化年间,二人在商州相遇,又重修旧好。文章目的在于探讨他们在商州的情结表现,分别从商州之前隔阂出现、商州相处隔阂消除、商州友谊重新建立三个方面论述,并归结出冯伉对左迁商州的王禹翶在精神状态、诗歌创作上起到很大影响作用的结论。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书写中的康有为--以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为中心

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书写中的两种代表性范式。到三四十年代,学界的中国近代史书写范式日渐形成,出现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等著名近代史学者。由于政治立场、分析方法、理想追求及所处环境等不同,他们书写的近代史有很大差异,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判也褒贬不一。即使同为现代化叙事的陈恭禄与蒋廷黻的近代史书写之间亦有差异存在。康有为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书写晚清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形象和对他的评价自20世纪初已出现,或褒或贬,历经演变。本文通过三四十年代三位重要史家的康有为书写,一面深化对康有为的认识,另一面通过历史书写的差异加深对史学特点的认识。

陈柱与康有为关系考论

康有为以政治家和教育家而闻名,他曾在广州、桂林、上海三地讲学授徒,门下名弟子甚多;陈柱是享誉民国的广西籍国学家,有人称他是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时的受业弟子之一。据大量史料考证,二人并非师生关系,仅在20世纪20年代有过几次交往。应陈柱之请,康有为为其十万卷藏书楼题字;经陈柱介绍,康有为部分遗藏为广西大学图书馆购得。

1959年前的张肇康 乌托邦的寻回与想象的中国性

东海大学规划案是华人当代建筑史里独特且可遇不可求的孤立事件。究其原因,一是业主是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有丰富的教会大学办学经验,又有能力寻求各方捐款支持;二是天时地利,集结了三位当时最杰出且亲炙格罗皮乌斯教诲的建筑师--贝聿铭、陈其宽、张肇康;三是摆脱了可能较为制度化与保守的华人社会,来到边陲之地--台湾。这样的时空背景造就了早年东海大学在前后两阶段的特殊成果。文章对张肇康在第一阶段的实验与特殊贡献深入分析,着重空间布局与建筑语言的参涉来源,以及如何改编与调配来自托马斯·杰弗逊的校园典范及日本传统建筑的语言,最后也试着揭示具民族情怀的知识分子所必然产生的悲剧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直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轨迹,潜藏在其中的张力也是历史引人入胜之处。

历史演变中的校园现代性从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到东海大学

文章试图爬梳中国教会大学在空间规划上的历史演变,特别聚焦在格罗皮乌斯主持的协同建筑师事务所(TAC)主导的华东大学规划案(1946-1948年)及贝聿铭领军的东海大学规划案(1954-1963年)。这两个规划案涉及了如何将现代的观念置入华人校园,传统中国园林与合院又如何与西方最前卫的观念对话。这是一场不容易的战役,看似是在封闭校园里的战役,其实所呈现的观念在任何华人社群的地方都值得参考。因此,我们试着揭示规划设计背后的历史脉络与复杂性,并分析其不断挑战自身的创作手法。

两个“事件”之二 早年东海大学校园的乌托邦

东海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与设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重要的建筑实验,其中关键人物为贝聿铭、张肇康、陈其宽等三人,前两位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是格罗皮乌斯的学生,陈其宽亦曾在其事务所工作过。东海大学的建筑经验一方面继承了包豪斯现代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尝试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再运用的可能性。这三位建筑师中,陈其宽与张肇康的角色最为关键,前者全程参与各阶段的规划与设计,后来创办了东海大学建筑系,对建筑教育也提出不少看法;后者在东海大学校园的第一阶段着力甚深,特别是在细部设计现代性的转化方面。文章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厘清台湾这一重要建筑"事件"的发展过程。

黄元蔚家书所见康梁活动史迹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官员、广东南海人黄元蔚是戊戌维新志士康广仁之婿。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他与康有为、梁启超、陈昭常乃至其他粤籍名流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批黄元蔚致其妻康同荷的家书,对1913年至1916年前后的北京政局内幕及康、梁等粤籍人士的活动有不少记述,有助于丰富人们对北洋时期政治生态的直观感受,深化对民初党派政治斗争的认识;所存康有为三封亲笔信函,也是了解保皇会时期康氏思想的珍贵文献。

论“文学编年史”的著述体例及其史学功能——兼论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

文学编年史是一种专题编年体史书,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陈大康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展示出编纂者的一双慧眼、一片深思和一番诚意,为我们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文学编年史著述体例,不仅体现出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提供了极大的史学功能。

麻仁润肠口服液对肠道及排便的作用的实验研究

本文就麻仁润肠口服液的药理作用和急性毒性进行了实验研究。药效实验表明，麻仁润肠口服液对燥结失水型便秘小鼠的排便功能有促进作用，可使排便点数增加，且能明显增强胃肠推进功能。对小鼠的肠管含水量有增加作用，大肠水分增加尤为明显。麻仁润肠口服液对离体兔肠平滑肌的收缩力和频率无影响。急性毒性实验表明：小鼠灌胃给药最大耐受量是６０ｇ生药／ｋｇ体重（１７９ｇ生药／ｍｌ），为临床一次最大用量的７０６倍；小鼠一次腹腔注射本品的ＬＤ５０是２３．０１±１．４０ｇ生药／ｋｇ体重。结果提示，麻仁润肠口服液对燥结便秘者有一定的润肠通便作用。

清代诗人陈沆及其诗歌创作

陈沆关注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其作品反映时代,反映现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去认识与研究。

图海生年考究

清朝初期的大学士、大将军图海,其生年,史料未载。近年有人说他"应生于后金天命末年"。文章通过各种文献佐证推测图海应生于天命元年。

陈康哲学译介思想述评

在现代西方古典哲学译介领域,陈康先生的译介思想独树一帜。他重新诠释严复"译事三原则",以"信"为尊;提倡理想翻译,重建民族学术自信;针对翻译对象,因文而异,曾以九倍注释注解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重视哲学义理疏解,提出"宁以义害辞,不以辞害义"等译介主张。其严谨、深刻的译介思想不仅使他在国内学术界卓然自立,而且博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嘉惠并勉励着后学。

贺麟与陈康:人生经历、思想共识与学术分歧

在现代西方古典哲学研究领域,贺麟与陈康是屈指可数的哲学专家和翻译大家。两人相知相识,人生经历、学术影响交相辉映,文化责任、翻译理想所见略同,且思想观点颇多交集,互为参照。然而,在个别学术方向上两人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贺麟主张会通中西,陈康则要求彻底忠实于原著。透过二者的人生经历、思想共识和学术分歧,可以更加清晰地辨识其深刻的历史使命与为学路径。

陈焕章与“三本同堂制”的创设

民国初年,陈焕章在康有为的启发下提出“三本同堂制”,设想将祀天、祀孔、祀祖三种独立的祭祀仪式和民间习俗融合,进行合祀,又在家乡将“三本同堂制”付诸实践,并阐述三本同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试图扩大孔教的传教范围和传教对象。“三本同堂制”重视传统的祀祖习俗,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