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的理学字义精妙之作:程若庸《增广字训》新探

因原刻本失传,被元人赞为“宇宙间精妙之书”的程若庸《增广字训》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误解之命运,“村塾学究”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故有必要重解之。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在文本结构上,《增广字训》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就字义思想言,相较之前同类著述,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独创“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以“愚谓”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因此,《增广字训》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Congratulations from Prof.Chen Zhu,The Minister of Minstry of Health,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Third World Integrative Medicine Congress, I am pleased to learn the opening of the Third World Integrative Medicine Congress in Guangzhou.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the experts and congress participants from abroad and at home for the success of organizing this conference.

黄宗甄访谈录

黄宗甄是参与中国科学院筹建工作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忆述中提供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起草、副院长人选的提名等不见文字记载的珍贵史料。他还回忆了在1949年以前参与创办《科学时代》、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个人经历。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

新安理学作为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弘扬儒学传统、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对徽商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戴震反理学的“实学”方法论与其“权”论取向

戴震是清代批判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始终以解构和批判程朱理学为基本取向和最终旨归。戴震通过对文辞的训诂考据、历史事实的勾稽、社会实践批判之"实学化"的方法择向,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解构和抨击。《孟子字义疏证》末尾处"权"论的展开,乃是其反理学"实学"方法论的必然走向。这一过程,也反映了戴震重视知行的"智识"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想特质。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社会批判思潮与明末清初的学术转变

明末清初学术主流由心学向朴学转变,其内在的、推陈出新的动力,源于思想界摒弃理学末流的批判思潮。其时,社会经历了明亡清立的历史转折,明道救世的目的已由振兴而救亡,启蒙的重心由政治改良转向民族主义。于是在清算明代理学空疏无用、自毁长堤之罪过的同时,更把别夷夏、辨正闰放在首位,并且在批判心学松懈夷夏大防、否定宋学具有元典意义的过程中,自觉地把考据实学作为思想武器与反清斗争相系,终开清代朴学之风。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朱熹在编纂此书过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论《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义色彩

《野叟曝言》是一部集大成地体现封建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书中描绘的明孝宗朝的理想社会图景是对康乾盛世的全面的讴歌。夏敬渠的理想主义 ,极大地削弱了《野叟曝言》的社会批判力量。《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义是对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作出的积极的、正面的响应 ,它是理学影响通俗文学的一个典型范本。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试论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以韩国/朝鲜、日本为例

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广泛传播于东亚地区,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以韩国/朝鲜、日本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开创了兼具本民族个性和特色的儒学传统的历史。

晚清陆王心学复苏的若干考察

陆王心学,尤其是王学,在清代曾经长期受到压抑,直到晚清方始复兴。随着汉学在乾嘉后的衰落,各种学术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为陆王心学的萌动提供了契机。大致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陆王之学尽管受到理学正统派士人的抨击,未能恢复到明末清初时的规模,但其学说则通过持调和论学者的阐发,保留下来,得到潜在性的传播。这一时期赞成陆王之学的士人不少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奉者,他们对陆王之学的肯定、发挥,都用程朱理学的观点进行过滤,阐扬的内容只限于那些对封建统治无妨害而与程朱理学学理不相悖违的部分,而陆王之学中与程朱义理相矛盾的内容却掩而不彰。

陈景肃与漳州理学渊源论略

陈景肃是漳州理学之承先启后者,与朱子学派关系密切。其师高登以慎独为本,气节凛然,朱熹称之为"一世之伟人";陈景肃石屏书院弟子杨士训后来亦成为朱门弟子;陈景肃同门林宗臣引导陈淳入朱子门下;陈景肃之孙陈植则求学于陈淳,并在南宋倾覆之际积极进行抗元活动,事不济而退隐漳南,其弟陈格则从容殉难。陈景肃之学术旨趣与程朱之学略近,高登、陈景肃之高行博学为漳州理学的兴起提供了人员上、思想上的准备。

南宋孝宗崇佛的史料、思想及影响

有关南宋孝宗的崇佛史料主要有《原道辩》、《咸淳临安县志》、《宋会要辑稿》、《续传灯录》等。孝宗的佛教思想可概括为:三教合一、融会诸宗、重佛事护僧尼。孝宗的“三教合一”、“融会诸宗”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直接产生影响,即“援佛入儒”。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知行观比较

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

清末陈澧《东塾读书记》对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在深入阐述朱熹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对朱熹有关科学的言论的梳理和研究,提出"朱子知算学""朱子讲求历算""朱子之讲求地理",对朱熹科学思想作了扼要的阐述,为朱熹科学思想的研究开了先河,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可供超越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