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与变:陈子昂、张九龄《感遇》组诗比较研究

在咏怀系列脉络中,陈子昂与张九龄均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学术界有关陈、张二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内容的阐述上,除了诗歌中的情感抒写以及美学意涵之外,还包括二人思想体系差异的情况,而在“咏怀祖师”阮籍对二人的影响方面未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意图将二者的作品放在阮籍咏怀诗脉络之下,探究其在题材、表现手法、结构和内涵方面的异同,以加深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

初盛唐时期的东北边塞诗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唐太宗为代表;第二阶段以陈子昂为代表;第三阶段以高适为代表。东北边塞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情感基调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将陈子昂、高适的东北边塞诗与开元、天宝时期的西北边塞诗相对照,会发现前者写边疆负面现象较多,情绪不及西北边塞诗高昂。这种差异,只有统观唐代武后至玄宗后期从国家西陲到东北的总体边疆形势、民族关系态势以及朝廷的应对策略,将相关诗歌置于初盛唐时期总体民族关系态势影响下的各战区实际状况之中,方可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

不废新声的复古者,五律高格的创辟者——陈子昂近体诗价值重论

陈子昂在观念上并不排斥近体,只是反对片面追求诗歌艺术性的不良风气。作为一位不废新声的复古者,陈子昂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五言律诗。其五律采用"以古行律"的方法,从内容、形式、风格诸方面对齐梁式五律进行全面改造,在以杜、沈、宋等人为代表的典丽精工风格之外,另辟出高古澹雅一格。陈子昂"以古行律"的创作方法为盛唐乃至整个唐代的诗人所效仿和学习,并成为五律这一体式的最高格调,后世五律皆以之为法。

陈子昂民族观论析

陈子昂主要生活在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较为紧张的武后时期,又有两次随军出征的生活经历,他以强烈的士人责任感创作了不少涉及民族关系的诗文。作为一个忠于朝廷的大臣,在面对敌对的边疆民族时,陈子昂鼓励朋友要有必胜的信心,表现出昂扬之情;同时,由于义愤,他对这些民族难掩鄙夷之情;面对严峻的战事,他更多地表达了对边疆的深沉忧虑。陈子昂的民族观主张对边疆民族要“来能怀”“去能制”,是一切皆以苍苍群生的安危为出发点的。

陈子昂诗歌的生命意识及其成因

陈子昂诗歌有着浓烈的生命意识,他的诗歌对时空问题、人类自我存在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等问题有深切的关注,独特的视角。造成陈子昂此类诗歌特色的基本原因是其思想出入儒、释、道三家,人生经历大起大落,以及诗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与思考方式。

陈子昂《修竹篇序》的重新审视

本文从《修竹篇序》产生的背景出发 ,结合陈子昂自身的创作实践 ,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

隋唐五代的巴蜀散文(二)——陈子昂散文简论

陈子昂是隋唐五代巴蜀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其议论文面对现实 ,直陈政见 ,表现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忧国忧民精神 ;构思严谨 ,旁征博引 ,论证周密 ,说理透辟 ,条分缕析 ,宏丽畅达。其记叙文 ,抒情文也颇具特色。文章形式多样 ,有骈体 ,有散体 ,或骈散相间 ;继承中有发展 ,体现出一种创新精神 ,开唐代古文运动先声。

祠神、先贤、名宦:射洪神信仰的嬗变与衰落

射洪神陆弼是宋代蜀中著名祠神,该信仰的维持、发展是凭借陆弼先贤直臣的"人生履历"、灵应神迹不断、朝廷多次封赐、一定程度进入道教神谱来保障的。而包括射洪神在内的蜀三大神合祀,则进一步推动了信仰的发展。宋元之际在朝代更替的大动荡中,射洪神丧失了维持其信仰基础的地域社会。明代以来陈子昂先贤祭祀与射洪神信仰的混同,加之陆弼自身名宦特性的彰显,最终导致作为祠神的射洪神信仰走向衰落。而这一衰落历程中,明清流行的先贤、名宦祠祀兴盛背景下,具备相近性质的祠神在信仰世界中的困境显露无遗。

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

陈子昂与屈原有相同的文化思想品格，但缺少屈原的怀疑精神；接受“发情抒情”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屈骚“忿怼之极”的强烈之情；托香草美人以抒情言志，本于诗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人格心理的认同感。故陈子昂对屈骚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我国最早的“人才推销会”——试评陈子昂“摔琴赠诗”的广告创意

提起陈子昂对于唐诗的开拓创新，人们自然会想起他“风骨”“兴寄”的理论主张、洪钟大鼓般的创作实践，尤其是感格千古的《感遏》、《登幽州台歌》等名篇，更是融入了历史的记忆，让人永世难忘。或许，陈子昂天生就是文化生产的拓荒者，不仅对唐诗的发展有着杰出的贡献，广告方面也同样有着惊世骇俗的创举。譬如“摔琴赠诗”的故事，就有着超越历史及其时代的深远意义。只不过由于他诗名太重，掩盖了其它方面的成就，才导致这一极富开拓创新的壮举而遭受了历代的疏忽和冷落。所以，这里就刨根究底，说一说陈子昂所演绎的“摔琴赠诗”故事的广告创意。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左思、颜延之、萧统、陈子昂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的开掘、接受、内化与突破上,以及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认知上的拓深,可以看到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亦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修竹篇序》——唐诗革新的宣言

《修竹篇序》是陈子昂的诗歌理论纲要,也是唐诗革新的著名宣言。短序主张"兴寄"和"风骨",一扫齐梁以来的宫廷形式主义文风。《登幽州台歌》、《感遇》三十八首等便是陈子昂践履自己诗歌理论的代表作。

陈子昂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辨

"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前人对其生平已经做了详细的考索,但其生平中依然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考证辨析。陈子昂和武攸宜的关系及请命问题,有助于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陈子昂;而陈子昂的死因,历来纷纭。探析其死因,是对其最后生存状态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

失意士子的共鸣之音——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悲剧效应

我国古代由于士人的价值观念与统治者的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所以古代士人有着传统的悲剧命运。他们往往在对前贤的追忆上获得心灵上的抚慰。子昂亦怀才不遇,一首《登幽州台歌》将其悲愤与孤独传达的非常充分,也因此获得后世之士的强烈认同,以至流传千古。

独怆然而泪下——论授任右拾遗对陈子昂的影响

拾遗官肩负着议政重任,但豪言直谏往往成为拾遗官屡受打击和迫害的原因之一。陈子昂服阕后任右拾遗,直言极谏以图报效,却于东都任右拾遗连遭挫折,给其仕途和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后被迫归隐。归隐后的诗作也由单纯的歌颂道家隐逸游仙思想而更多融入"忧时感世" 之叹。

试论陈子昂之“风骨”与“兴寄”

陈子昂是唐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的诗人。就他的创作和理论看,他倡导的“风骨”与“兴寄”成为自此以后唐诗的两个重要质素,开一代诗风,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本文旨在从其倡导的“风骨”与“兴寄”的内涵入手,来探讨其创作理论和实践在唐诗学上的重要意义。

陈子昂死因再探讨——兼求教于王辉斌先生

陈子昂研究领域当中,其死亡原因探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关于其死因,岑仲勉先生曾经撰文指出过三点可疑之处并引入"武三思幕后主使"这一论据来解答这些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武三思主使说"愈来愈受到质疑。文章试图从地方豪强与基层政权的冲突、基层统治结构特点、陈子昂入狱经历等等几个方面入手来重新观察这一悲剧,最终认定正是县令段简全盘策划实施了整个阴谋,其"附会文法"的依据是《江上人文论》,而并非《后史记》。

陈子昂《感遇》诗与阮籍《咏怀》诗的比较

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是抒发种种生活感慨的作品汇集。陈子昂的《感遇》诗,是感慨生平遭遇和天下大事的一组诗,共三十八首。虽然《感遇》诗继承了曹魏末期阮籍《咏怀》诗的一些余脉,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以及诗人文学观念、个人遭遇的差异,《感遇》诗和《咏怀》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感遇》诗和《咏怀》诗的创作背景、诗歌内容、艺术特征以及与《庄子》的关联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论陈子昂的边塞诗

陈子昂的边塞诗,在思想内容上,表达赴边御敌、立功报国的雄心壮志,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苦忧愤,诉说加强边防、反对黩武的政治主张,描写雄伟壮观、荒凉苦寒的边塞风光;在艺术创作上,情调慷慨悲壮,气象苍凉雄浑,诗思纵横驰骋,语言刚健质朴,在唐朝边塞诗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陈子昂感遇诗的传承流变

感遇诗强调"风骨"与"兴寄",在创作中主要艺术手法为"有感而寓于言"。经过陈子昂的实践,感遇诗的基本立足点和特点已确立。其后,张九龄在感遇诗的创作上继续深入,他把陈子昂感遇诗庞杂的内容进行了梳理,保留其"兴寄"之体的特色,也就是感遇诗的最基本的特点和立足点。在张九龄的诗里,"比"和"兴"作为诗歌创作的两种手段的痕迹非常薄弱,可以说整篇都是"比兴"。更注重诗中有所寄托。白居易的讽喻诗是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继承与发展,白居易的讽喻诗与陈子昂感遇诗中的感事类一脉相承,并且白居易的咏物寓言诗,以及对比兴手法的熟练运用都充分证明了白居易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继承与发展。所不同的是,陈子昂的诗重在批判,而白居易则重在讽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