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印转换时期唐集流传方式举隅——以程大昌《演繁露》所见《白氏文集》为例

《白氏文集》宋代诸本系谱研究在白居易研究领域一向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白氏文集》大体完成了由写本向印本的转换,其卷目编次也由“前后续集本”变为“前诗后笔本”,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互动值得探讨。在此背景下,调查清楚白集宋代诸本的状况,成为梳理版本衍变源流的关键。本文以程大昌《演繁露》为例,通过分析其征引《白氏文集》的情况,发现在南宋士人的阅读视野中“,前后续集本”和“前诗后笔本”同时存在,而程氏所见或出南宋秘阁藏书。同时根据卷帙分析来推测,《白氏文集》从“前后续集本”到“前诗后笔本”的体例更革,最早可能完成于写本流行时期,至印本流行时期则被读者选择成为社会主流版本。

宋儒程大昌的学术地位及评价

程大昌为南宋官历三朝的经世名儒,一生勤精治学,著述丰厚。当时及后世对其学术地位评价极高。一是程氏以当世名儒与重臣双重身份在传播儒学及其经世致用等方面弥补了新安理学家治学中所欠缺的践履工夫,成为新安理学的“先哲”;二是程氏肆力为学,博通二典,着力于儒道互补,成为会通儒道的“桥梁”;三是程氏勤政务实,政绩丰硕,被时人誉为国之宝臣,学之准的,成为学术与人格的“典范”。程氏既能在学术上着力于会通儒道,又能将此种会通精神贯彻于政治践履上,甚为当时及后世所赞誉。

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的理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新安理学开创性代表人物。他在易学上以解决当时学界的分歧为目的而发挥易学,在太极观上以"接着讲"的模式推进理学的研究。尤其心性论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融合佛学的修养体系。探究其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可理清整个新安理学初期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被朱子学说所遮蔽的南宋理学真实的思想境遇。

程大昌经世致用思想论

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新安学者致力于学问,提倡积极入世,并希望以此改变社会现状,程大昌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关注农事,重视兴修水利;主张施行仁政,重视官吏选拔;提倡厉行法治,重视规章制定;主张任用良将,重视赏罚分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史》程大昌行实、著述考误

南宋新安理学形成时期,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有程大昌,《宋史》本传记其行实及著述多有误脱,据周必大《程公大昌神道碑》,并参考其它文献,详加勾稽,考订《宋史》之失,以备诸家参考。

儒道合流与程大昌的经世思想

程大昌经世思想有儒道合流和"无为而无不为"的倾向,内容丰富,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又有很强的操作性,在新安学派中颇具代表性。

宋易河洛学的传承脉络:从刘牧到程大昌

宋易河洛学围绕着“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问题而建立,《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也是它必须面对的问题。宋易河洛学开始于《易数钩隐图》,从刘牧到程大昌,他们都认为“图九书十”。《易数钩隐图》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形而上下区分《河图》《洛书》,第二部分引入《洪范》以与《洛书》相配,第三部分认为《河图》就是“参伍”之数。《易数钩隐图》承认圣人则《河图》《洛书》而画卦作《易》,但没有详细展开。程大昌认为,《河图》为本、《洛书》为用,并以《说卦传》“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统一了《易传》中诸种圣人作《易》的说法,解决了刘牧系河洛学“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根本问题。

刍议程大昌的学派定位及学术影响

程大昌是与朱熹、陆九渊同时代的经世名儒。因其博通经史且能熔众家于一炉,卓然自成一家,后人对其学术派别多有分说。通过全面爬梳与考察程氏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活动,能够获知他虽然无缘道学,但儒学气质清晰可见;虽然以儒解老、援道入儒,但其力图会通儒道以构建儒家形上思辨系统抗衡佛老之意图明显可见。程氏学术深湛,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一方面其著作被当时朝廷收藏并作为教材多次刊印,创建多所书院讲学授徒,传播儒学;另一方面其学术思想对新安理学乃至宋明理学的发展皆起到助推作用,尤其在解经范式及创发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对其学术评价多有褒扬。

程大昌《演繁露》中的乐器史料梳理及其价值研究

《演繁露》是南宋程大昌的笔记体著作,其中涉及乐器史料三十余条,各类传统乐器二十余件,弦鸣乐器种类最多,多次出现琴、瑟、筝、筑、箜篌、琵琶、阮等,气鸣乐器有笛、角、笳、拱宸管等。经考证其乐器史料具有形式多样、时代跨度大、史料密集且一个条目涉及多处史料等特征。从史料的梳理情况分析,《演繁露》并没有对乐器进行创新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前朝乐器史料的归纳与整理,并将其运用到著作中。通过对乐器史料的梳理,能够有效探索《演繁露》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代民族乐器的发展提供研究史料,丰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