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程端德等五位安徽作家为中心

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代表着迄今为止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遗留的问题。现在就程端德、黄中、程岫、梅清、刘鸿仪等安徽籍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代雍正时期黄中海道针经考释

黄中海道针经,是雍正五年至七年由文登县知县黄中,根据邑中长老口述而加工编撰的一段从天津至山东自北而南沿海航行的指南。雍正《山东通志》将是段海程收录,这是目前所见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文献。是部海道针经,详细记叙了沿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的地文、水文与气象现象,并总结其规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它代表了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海洋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它展现出一幅沿线生民捕鱼、商贸、信仰与国家海上管理的清晰生动图景。对黄中海道针经的考释,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层面上的河运海运之争,清代因袭明重农防海的基本国策,由此构建出的一套话语体系,不但遮蔽了繁忙发达的海上往来,而且极大地延迟了海运替代河运的时间。

《考城隍》《司文郎》本事考辨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考城隍》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司文郎》则是思想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篇,学者对这两篇小说的情节来源多有考证。叶德均、朱一玄等认为《考城隍》的情节可能源自笔记小说中人死后为神的故事,杨敬民认为《司文郎》中以鼻观文的奇妙构思是受钱谦益“香观说”的启发。但从本事研究的角度看,《考城隍》的创作可能受到民间故事《城隍交代》的影响,而《司文郎》中以鼻观文的情节明显来自一则民间笑话《嘲学浅》。这两篇小说是蒲松龄受民间文学启发创作而成的,这一点对于审视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互动,加强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理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介绍密度泛函理论(DFT)、余氏理论(EET)和程氏理论(TFDC),综述DFT在功能材料、结构材料和表面科学等领域中的应用,EET在金属材料和陶瓷材料等领域中的应用,以及TFDC在晶体中位错稳定性、簿膜内应力、纳米材料等领域中的应用,阐述了3种电子理论的相互关系和应用特点,展望3种电子理论的应用前景,指出三者的有机结合是电子理论发展的有效途径。

《春秋》是实录吗?——朱子以史视《春秋》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春秋》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简述明清皇史宬

"皇史宬"是明清两代用以存放皇家史册和重要资料的皇家档案馆,始建于明朝嘉靖十三年七月。皇史宬先后收藏过明清两代各朝的实录、圣训、玉碟、《永乐大典》副本、《大清会典》及经略、大将军印信等。明代皇史宬由司礼监管理;清代由礼部管理,设守尉、守吏,负责守卫和管理。

程恩泽诗论对郑珍的影响

程恩泽诗宗韩愈、黄庭坚,而诗论则重在凸显山谷诗学的"学问"、"脱俗"要旨,反映为"性情又自学问中出"、性情"包孕"学问、性情"深厚""庄雅"的重要表述,以及为诗须"引证赅洽"的创作主张。在考据成风而"神韵"流于虚廓、"性灵"堕落浅浮的晚清之世,对学问和脱俗之旨的异代强调彰显了"学人之诗"的独特品格。程恩泽诗论对郑珍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虽其规模韩、孟,又出以元、白面目,但一归于学问、脱俗二途,而与程氏诗论和山谷诗学相符若契。

清代学者黄承吉的“正扬论”——以黄承吉论《解嘲》为中心

黄承吉为清代扬州学派有名的小学家,其论扬雄之语却鲜有人关注。黄承吉"正扬论"由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开篇,力图澄清与扬雄有关的迷雾。"正扬论"之《解嘲》篇对于了解全部"正扬论"的主旨及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黄承吉论扬雄《解嘲》的惑人之语,论扬雄为文之深心,论《解嘲》与《答客难》之异同,论扬雄以老氏为门面等,胜论叠出,其老吏判案的论证风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尤为独特。然其文亦有冗长芜累之弊,而致被人轻忽。

《观棋》作者、异文考

唐诗《观棋》历来有两种版本,分别对应不同的作者——温庭筠与段成式。传统看法认为,《观棋》为段成式所作,和温庭筠无关。根据作者创作情况及文本文化内涵考证,《观棋》实由温庭筠原创,后经段成式修改。"黄羊""成都"等改字,体现出古典文献和围棋艺术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

天顺八年,金湜、张珹作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在朝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文。朝鲜为了表示事大之诚,更为了显示本国的文雅之美,将这些诗文辑录刻印,即《甲申皇华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尚未展开探讨,文章探讨了《甲申皇华集》的成因,内容方面的特色及双方唱和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以求对研究中朝文学关系有所裨益。

对安徽休宁历史上两位武状元的考察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安徽省休宁县两位武状元当时在武功、智慧和忠义等方面的历史史实进行挖掘整理和分析,让人们对古代武状元这一特殊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

大祝“会”辞源流考

"会"辞本为祝官代神宣讲的责善之辞。早期的王公诸侯常常代表上帝对臣民提出要求,他们实际上是在行使大祝的职责。《逸周书.商誓》就是武王的会辞。西周中期到春秋时期,祝官制度正常运行,会辞也就由祝官制作宣讲,《逸周书.周祝》是这种祝官会辞的样本。战国时代,祝官制度被破坏了,但会辞体式并没有随祝官制度一起崩坏,诸子利用会辞体式来宣讲自己的哲学思想,如黄老道家的《黄帝书.称》;各级政府利用会辞体式来培训官员,如《为吏之道》。

黄焯致程千帆书信通释

《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收有黄焯致程千帆书信一封,内容涉及黄侃、黄焯二位先生的学术经历及相关著作的成书背景,全信五纸,不见于《黄焯文集》。本文通释书信全文,并对黄侃手批《尔雅郝疏》情况进行相关考证。

基于中国民俗文化视角的《聊斋志异·考城隍》要旨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其近五百篇故事在不经意间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堪称是中国文化的万花筒。《考城隍》作为《聊斋志异》的开篇第一个故事,有作者的特殊考量。本文从中国民俗文化的角度解析《考城隍》的主旨要义,小说中的城隍神、关帝,以及小说人物所吟诗中的花和酒,或许表达了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关于民心所向的总基调:希望官府像城隍神一样,判案时能明辨是非善恶,像关帝那样用忠勇仁义守护一方百姓,让百姓生活能幸福美满,花与酒常伴左右,即使有挫折也依然心中有光亮、未来有期许。

中国大陆城隍信仰研究述评（1978～2012）

自1978年来,国内城隍信仰研究持续升温,海峡两岸城隍信仰、东南亚城隍信仰及城隍信仰与城市经济、社区互动等方面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城隍庙社区调查、城隍信仰比较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需强化。

涪陵北岩寺“钩深堂”考

本文在认真考察黄庭坚、程颐在涪陵的行迹、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和山谷书体风格后认为：黄庭坚被贬涪州别驾期间确曾往北岩寺过伊川先生堂并榜其堂日“钩深堂”；具体时间当在山谷“自涪移戎”首次经停涪陵的绍圣五年(1098年)三四月闻,而不大可能在山谷蒙恩东归路经涪陵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更不可能在元符庚辰年(1100年)；今涪陵北岩岩壁上“钩深堂”三个楷体大字乃后人伪题而非山谷所书。

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研究综述

黄庭坚的《宜州乙酉家乘》被人誉为"中国古代私人第一部日记"。当前涉及《宜州乙酉家乘》的学术研究不论是从量还是质上看均存在不足。对《宜州乙酉家乘》后续研究,可从《宜州乙酉家乘》与桂西北历史文化的关系着手开辟新思路,而对《宜州乙酉家乘》价值的重新认识,当将其置于宋人笔记、日记这一领域进行考察。

一本度人金针的学术著作——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读记

郝铁川所著《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是一本深入浅出、度人金针的学术著作。作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刻把握,掌握了丰富的材料。而其对中国传统社会鬼神特点的概括,更是具有普遍的意义。

《聊斋志异》科举故事中的男性形象解读——以《考城隍》《司文郎》为例

通过对《考城隍》《司文郎》的另类解读我们发现,蒲松龄在这两篇文本中展示的不仅仅是科举制的黑暗和悲哀,我们还看到更多可贵的信息:科举对大多数读书的男人来说是虚幻的,女人免谈的;母亲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做男人不能太嚣张;婢女命如草芥。这是基于女性学视角,我们看到的文本世界。

皇城根遗址公园空间环境行为组织探析

传统的城市公园设计实践和环境行为学理论通常更注重空间分析而忽略时间要素,造成设计结果缺乏前瞻性。文章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辨证理论出发,讨论"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再现空间"与环境行为学拓展理论之内在联系,强调时间维度的参与,具有创新性的实践意义。以皇城根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法收集不同空间和时间条件下游人的活动数据并进行统计处理,探讨公园的环境和游人行为特征,以及时间维度如何贯穿空间系统与空间功能变迁始终,并影响行为组织方式。最后提出城市公园空间行为组织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可行性方法,建议在设计实践中应强调空间序列的时序性、空间要素的时效性、空间视效和功能的可持续发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