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县大樱桃提质增效栽培关键技术

成县大樱桃栽培已有40多年,但新品种、新技术应用少,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大樱桃种植总体效益不高。为了推动成县大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品种改良、种植模式、高光效树形应用、花果精细管理、水肥高效施用、病虫害综合防控、广泛应用农机具、提升自然灾害防控能力、注重采收及采后处理以及加强果园的采后管理等方面总结提出了大樱桃高效栽培技术,以期为广大大樱桃种植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秦“道”制起源新论

战国时期,秦国在统一进程中,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顺逆程度,对新征服的非秦族群地区采取置郡县直辖和设立附属臣邦两种模式。秦属臣邦在保留原有“王侯君长”的同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导化,秦“道”制即起源于臣邦中的“道官”系统,并在臣邦秦制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发展为管理非华夏族群地区的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从秦简文与封泥材料看,“道”即“導”,“道”制本意就是导化蛮夷,与交通道路无关。臣邦与“道”的主官为“丞”,意为辅佐,隐含“導”义,与县、都官主官称呼有别。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程端德等五位安徽作家为中心

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代表着迄今为止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遗留的问题。现在就程端德、黄中、程岫、梅清、刘鸿仪等安徽籍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明代江西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

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程朱的超越境界

宋明理学发明内在超越理论,取代了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将其挤到后排。程颢、程颐、朱熹是内在超越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二程依据天理论,弘扬价值理性,搭建儒家的精神世界,视儒家伦理规范为天理的直接体现。朱熹以二程天理本体论为根基,把张载、周敦颐、邵雍的学说都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成为集大成者,与二程连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东北方言程度副词“诚”的来源和语法化

通过对东北方言程度副词“诚”的来源、分布及语法化的分析,发现“诚”作为程度副词在东北地区具有以辽宁中部为中心,逐渐向辽东、辽西及吉林、黑龙江扩散的特点,用法上呈现过渡性和差异性特征。认为程度副词用法是“诚”从形容词演变为语气副词后,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诚”逐渐经历了“描摹语气→兼表语气和程度→限定程度”的语法化阶段,以中原地区为代表,最终出现了程度副词的用法。

专门之学:两宋永嘉学脉接受程朱理学的历史语境

在复杂的学术、科举与政治局面中,北宋的周行己、许景衡以“专门之学”的方式对洛学形成了既承认其义理之学又排斥其政治应用价值的独特态度。薛季宣和陈傅良的制度之学的实践,是要修正二程理学存在的不足。叶适主张重新阐明“道之本统”,表现出与理学争道统的姿态,即全盘地论证自己的主张是儒学的正统。然而程朱理学在南宋仍长期被视为“专门之学”,这也为永嘉学派在承认程朱理学价值的同时又与之互争正统提供了条件。道学集团坚持“一道德”的普遍主义立场,绝不容忍对其“专门之学”的定位,结果永嘉学派在回应道学指责的过程中被动地通过“道”为“事功主义”构建了一套哲学本体基础。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庄子·齐物论》“成心”意蕴探析

“成心”是《庄子·齐物论》中的重要概念,但关于“成心”的解释自古以来便有争议,且古人与今人学者诠释“成心”的褒贬倾向也有着明显不同。若从逻辑认知的角度来看,“成心”以贬义解就更为合理,若从超越是非逻辑的“道通为一”来看,“成心”如同从有限中通往无限的途径,既可以通向齐物之境,又可以导向世俗的是非。只有从超越逻辑的角度,才能发现欲求对“成心”作出正确的理解,本身就是将其置于是非的定义之中,这就导致即便可以从逻辑上确定“成心”的贬义立场,也只是在不自觉间成为庄子批判的对象。

宋本《诚斋集》的东传、递藏及著录

杨万里《诚斋集》宋端平二年(1235)全集刻本,目前仅日本存一部。此本当为明成化四年(1468)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委派京都建仁寺住持天与清启访华,于成化五年归国时带回,此后一直秘藏于建仁寺。江户末期该寺天章禅师酷爱杨万里,曾据此本刊行《千虑策》三卷、《东宫劝读录》一卷。明治二十年(1887)古泽滋从建仁寺梧庵禅师手中购得此本,带往东京,明治二十八年或稍前转入宫内省图书寮(今宫内厅书陵部)。入藏图书寮前,此本曾经西村兼文数次著录;入藏后不久,又有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予以详细揭载。然此本之缺叶、错简、点逗、批注等问题,诸家著录尚有缺失,故文末拾遗补缺,以期此本著录庶臻完善。

写印转换时期唐集流传方式举隅——以程大昌《演繁露》所见《白氏文集》为例

《白氏文集》宋代诸本系谱研究在白居易研究领域一向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白氏文集》大体完成了由写本向印本的转换,其卷目编次也由“前后续集本”变为“前诗后笔本”,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互动值得探讨。在此背景下,调查清楚白集宋代诸本的状况,成为梳理版本衍变源流的关键。本文以程大昌《演繁露》为例,通过分析其征引《白氏文集》的情况,发现在南宋士人的阅读视野中“,前后续集本”和“前诗后笔本”同时存在,而程氏所见或出南宋秘阁藏书。同时根据卷帙分析来推测,《白氏文集》从“前后续集本”到“前诗后笔本”的体例更革,最早可能完成于写本流行时期,至印本流行时期则被读者选择成为社会主流版本。

敦煌本法成讲授《瑜伽师地论》笔记的文献学考察

敦煌本法成讲授的《瑜伽师地论》笔记文献主要包括《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两部分,以此为题的写本约65个卷号,分藏于国内外等多机构。通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写本形制、抄写形式以及文字特征等方面的梳理,概括出写本的基本面貌。因听讲人不同,就有了不同版本的笔记形式,将各写本进行比对分析,以期进一步展现讲经笔记的理论特色和价值意义。

《周易》蒙卦与宋代理学的内圣外王观念——以《程氏易传》为中心的考察

以程颐《程氏易传》为主的宋代义理派易学对蒙卦的注解,产生于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现实中。通过考察程颐以及其他理学家对于《周易》蒙卦的注解,可以发现,蒙卦就是宋代理学内圣外王观的凝缩。宋儒学以至圣的内圣观和师道立则天下治的外王观都可以透过对于蒙卦的分析、阐释展现出来,这既和唐代中期以来的师道复兴运动有关,又关涉道学宗主周敦颐的引导。程颐就对蒙卦《彖传》解释文字中的“蒙以养正”赋予了修养工夫的理学化解释,而对蒙卦六五爻和九二爻关系之解释,则体现了他对宋代政治的构想和期望。理学从本体论和人性论对教化之本源的追溯,是儒学发展的一大转折。如果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是“政治型儒学”的话,那么理学则是“教化型儒学”。

“皖学”入黔:程恩泽对郑珍的学术影响

郑珍是清代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精于六书,明于三礼,为“西南巨儒”,跻身清代朴学大师之林。究其学术思想渊源,乃在于徽州人程恩泽督学贵州之时,教之以“皖派”江、戴之学。后郑珍与当地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众学者,追慕乾嘉,崇尚汉学,共同开创了晚清“黔学”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对乾嘉汉学后期的守成与开拓,对传统儒学的赓续与坚守,做出重要贡献。通过梳理程恩泽与郑珍之间学术思想的具体影响,可考见“皖学”传入西南地区的轨迹,也可理清乾嘉后期以郑珍为代表的“黔学”对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皖学”的继承与发展,探究中华“道统”与地域“学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与交流互动。要之,从“区域”学术来考量儒家“学统”的发展脉络,不仅可以展示地域文化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为乾嘉时代的“皖学”在嘉道时期的持续辉煌做一实录,更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提供确切的学术实证。

清代雍正时期黄中海道针经考释

黄中海道针经,是雍正五年至七年由文登县知县黄中,根据邑中长老口述而加工编撰的一段从天津至山东自北而南沿海航行的指南。雍正《山东通志》将是段海程收录,这是目前所见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文献。是部海道针经,详细记叙了沿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的地文、水文与气象现象,并总结其规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它代表了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海洋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它展现出一幅沿线生民捕鱼、商贸、信仰与国家海上管理的清晰生动图景。对黄中海道针经的考释,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层面上的河运海运之争,清代因袭明重农防海的基本国策,由此构建出的一套话语体系,不但遮蔽了繁忙发达的海上往来,而且极大地延迟了海运替代河运的时间。

《褚氏遗书》对医学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启发

《褚氏遗书》是我国现知最早的石刻医籍,作者为南北朝时期南齐政治家、医家褚澄。该书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理论性著作,其中诸多创见,对后世医家产生深远影响,足见其在知识传播及培养后学方面的价值。对《褚氏遗书》涉及的对医学教育及医学生成长具有启发作用的元素进行梳理,认为该书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也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理念,诸如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求业宜精,勤于思考,不墨守成规;重视实践,虚心求教等。这些观点对当代医学人才的成长均具有借鉴价值。

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承淡安创立近代针灸教育模式的历史贡献——以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为中心

承淡安,江苏江阴人,我国近代最著名的针灸学家和中医教育家。从1929年建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涉足针灸教育起,到1937年11月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毁于日本战火止,承淡安通过近十年的探索,创立了近代针灸教育模式。即通过明确办学宗旨、加强管理体系与师资队伍建设、实行灵活的招生方式,夯实办学基本保障;通过具有近代学术特征的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鲜明的教学思路与方法、扎实的实习与考核方式,构建了针灸专业教育的内涵框架,为当代针灸专业教育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他以包容、务实的作风,夯实办学的基础条件,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办学等办学经验,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上海是一座魔幻的城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杂糅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上海书写的代表作家,王安忆与程乃珊为上海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记忆。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程乃珊则以“上海女儿”的身份追溯历史,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旧梦重温,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满足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她们站在各自的视角与立场共同书写上海传奇,寻找上海灵魂,挖掘上海书写的价值意蕴,以上海书写彰显中国文学的价值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