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明代江西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

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新安程氏的数部统宗谱,反映了不同时期新安程氏的祖先认知以及祖先谱系的重构过程。唐末程淘所撰之程氏世录,追溯祖先仅及十三世之前的忠壮公程灵洗;宋代程祁修撰的程氏族谱则将新安程氏定居祖追述到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将程氏祖先追溯到了重黎乃至黄帝;明景泰年间程孟所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则将新安程氏不同派系的谱系整理得相当清晰;清嘉庆及民国年间所修程氏支谱,则更加清楚地将世系从黄帝延续到了当时。新安程氏不同时期形成的几部族谱重构祖先谱系的历程,说明传统时期重构宗族祖先谱系的现象在徽州亦不例外。

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

明清时期,政府田地户籍赋税统计的失实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收录的安徽休宁程氏《置产簿》,对该家族在明末清初时期土地买卖过程中涉及的户粮推收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明了政府册籍登记与民间实际情形之间存在的严重差异。由于国家制度缺乏有效的掌控能力,致使民间的隐瞒田地赋役及其私相授受,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社会行为,户粮的隐瞒和责任的规避,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研究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遗存文书众多。笔者2008年参与整理了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保存的一批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资料,此次整理文书近150件,分为土地文书、房契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关系实态文书、社会文书、会社文书七个方面。这批文书具有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种类齐全、关联度强、保存完整、民间性突出等特点,价值较大,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

故家文献:程敏政的宗族论与人才观

程敏政《篁墩文集》中较多使用"故家文献"一词,为"故家"注入"文献"的含义,即宿贤之"故家",增添了文化内涵,"故家"作为文化传承的产物,所以具有自己的风范,包括世德、学问,传承文化是"故家文献"的特征。宋以后徽州等地的"故家文献"类型宗族,对于传承并创造中国文化与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才的重要载体,人才往往离不开"故家文献"对其深刻的影响。

《园冶》作者计成的籍贯、后人、家族及镇江住址研究

作者计成的个人资料缺乏,是《园冶》难于理解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有关计成的更多信息。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得出:计侨是计成的儿子,计成的籍贯是吴江的盛泽镇,计成与计东、计元勋是族人,计成在镇江的住所在戴公园附近。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及理论渊源

鹗冠子的理想政治和时局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一些大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深感痛惜。他深思败亡之由,并藉此提出自己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其家族以“制邑理都”、“啬万物”、“与天地总”、“素皇内帝”等统治方法来统治,结果能统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这一理论主要受管子军政改革、《周礼》治官治民、选贤与能、《商君书》等法家严刑峻法等思想所影响。这种理想政治的实施,会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四夷宾服。

理学视域中的礼说——程颐论郊祀宗祀与宗子法

程颐对郊祀宗祀的理解简洁明快,体现出了理学疑经惑传的特点。他对宗祀制的理解,一方面强调父子之亲,另一方面严守君臣之义,这一做法正与他对濮议的看法完全一致,而其协调父子、君臣二伦的办法即是立足于天理本体,超越忠、孝孰轻孰重的二元对立困境。他以郊祀为合食之祭,从而突出了祭始祖与宗子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祭祀为天性,从理论上说明礼乐之公共性,更是极大地彰显了祭祀之礼的普遍性,为宋代以降之庶民礼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最重要的意义则指向儒家公天下的一体政治理想之实现。

徽州大姓对新安始迁祖的追溯与还原——以篁墩程氏为中心

从唐朝开始,徽州篁墩程氏对新安始迁祖进行了数百年的持续追溯和还原,逐渐充实了程元谭的生平事迹。尽管其间也受到宗族内外的质疑,但在明朝还是成功地由宗族认同上升为地方官府的认同。事实上,徽州大族都有类似的重塑始迁祖的过程。

明成化刻本《程氏贻范集》探析

《程氏贻范集》是明代著名文学家程敏政编纂的新安程氏宗族文献汇编,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明成化刻本存世。该书以其独特的编纂体例和丰富的内容,在明代徽州家谱中独树一帜。书中保存了不少与新安程氏宗族历史和历代杰出人物事迹有关的稀见文献,记录了新安程氏的迁徙源流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为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和宗法制度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对考证宋、元、明三代史实也颇有帮助,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谭研究

程元谭是新安程氏公认的始祖,对其研究一直存在诸多争议。迄今并无任何可靠的证据可以否定程元谭的存在。作为历史人物,记载程元谭生平事迹的文献虽然是后起的,但仍有重要的价值。作为始迁祖,程元谭对新安程氏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影响也极为深远,值得认真研究。

明清祁门善和程氏精英人物的历史考察——以程昌为中心

文章以程昌为中心,结合其他程氏精英人物的基本履历和主要事迹,对明清祁门善和程氏精英人物所具有的共性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这些特点可以归结为:簪缨世家,书香门第;勤学上进,愈挫愈奋;严于律己,清廉循吏;勤政爱民,勇于任事;淡泊宁静,学术斐然等几个方面,它们的形成源于程姓个体的个人努力,更得益于程氏的宗族教育。

明清德州程氏家族文学研究

德州程氏是明清时期鲁西北地区的一大文化家族,是明清山东运河文化的重要代表,科第文学兴起于明中叶嘉靖初年,一直绵延至清初。程家世官水曹,清正廉明,且代有诗名,出现了程、程绍、程先贞等著名文人。程诗协唐音,尤工五律;程绍诗作雄健浑朴;程先贞论诗,主张"孤"、"清"与"厚"的融合,其诗学陶兼杜,深稳清妙。明末清初之际,程先贞与顾炎武、钱谦益等大儒私交甚契,声息相通,流露了深沉的故国之思。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咸阳白庙村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司马氏、班氏的关系

今咸阳市白庙村即建于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程邑故址。据此推知,咸阳的建城时间不应由公元前350年的秦咸阳城算起,而应由迄今已有大约3100余年历史的程邑算起。程邑是周初史官程伯史佚的封邑及其后裔史学世家司马氏的居住地;程邑汉称安陵邑,又是史学家班固家族的故里。咸阳白庙村与程伯史佚及司马氏、班氏等中国早期的史学家有着密切关系。

略论地方志在文献学研究中的利用——以明程伯祥刻本《颜氏家训》版本考为例

方志乃地方之史,研究地方文献的重要参考资料。明程伯祥191刊本《颜氏家训》之刻书时间问题,有清以来书目仅著录为明嘉靖年间,无具体刊刻时间。通过《(嘉靖)建宁府志》及《(嘉靖)吉安府志》考察了刊刻者程伯祥和罗春之仕宦经历,初步得出是书之刊刻时间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以此为例更好地说明地方志在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程颐宗法思想的治道意涵

北宋中期儒者提出了三类建设地方礼乐秩序的努力:或以政治手段为主;或以乡约自治为主;或以宗族治理为主。程颐提出了有理学特色的宗族治理思想:以礼作为核心,强调法度相对亲爱的优先性,希望通过恢复大宗法、宗子法和家庙制度来实现宗族治理。程颐认为宗族治理能起到化俗成礼、成就人才的作用,宗族治理的卓有成效就意味着社会治理的成功。宗族治理是朝廷治理的独立的、有必要的补充,这体现出宗族与朝廷共治的意思。

宋元明时期徽州的佃仆制及其变化——以富溪程氏与坟仆刘姓为中心的考察

徽州佃仆制于明清时期尤为盛行,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宋元时期,徽州佃仆制已具“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特征,明清两朝代代相承;主仆间的人身关系较为牢固,入明之后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悖逆计脱”现象,但能得到及时维护和一再加固;主仆间的经济关系比较稳定,但自明初种主田纳粮由佃仆“自行输纳”调整为“附产解官”,不断趋于强化;佃仆拥有自己的经济,但独立发展较为艰难;置仆守坟曾与招僧守坟一并流行,坟仆当属各类佃仆中较为古老的一种,且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宋元时期徽州佃仆制已相当成熟,入明以降,徽州佃仆制在总体承袭宋元时期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不断趋于完备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