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备任莫重此矣”:明代凤阳守备太监职任考

成化年间,明廷在凤阳设置守备太监一职,至南明弘光政权覆亡而终止,一百七十余年中至少有二十六人担任过凤阳内守备一职。他们之中,基本来自明中央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司礼监、内官监、御马监、御用监及神宫监等衙门之中。其职责范围包括:守护皇陵、兼管皇城、看管高墙,监管罪宗、统摄军民及岁贡时鲜等。在各时期尤其是朝局的剧烈变化之下,他们的职权范围也随之波动起伏。

青白淡雅--论成化青花高士图纹饰风格成因

高士图自元始绘于瓷器上,至明成化年间已取得辉煌成就,传递着时代精神与审美风尚。本文以现存成化青花高士图纹饰史料文献以及出土实物为基础,结合传统隐士文化,总结出成化年间青花高士纹饰有着传统绘画构图、古法线条以及随形赋色的风格特征,并从传统色彩观的传承、青料的改变以及文人绘画的角度探讨其风格成因。

乾隆《成窑鸡缸歌》在19世纪英国的翻译与传播

乾隆《成窑鸡缸歌》英译本是19世纪英国汉学过渡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曾于1809年和1816年两次在伦敦出版,译者均为斯蒂芬·韦斯顿。译本诗稿来自一个中国瓷杯,韦斯顿借助多部西传欧洲的汉语字典及当时欧洲各国的汉语研究成果完成翻译的。由于韦斯顿不了解原诗语言形式,1809年的译本出现了严重的断句错误,1816年的修订版翻译质量较高,但仍存在不少错误。《成窑鸡缸歌》英译本体现了乾隆诗歌在19世纪英国知识阶层的实际影响力和英国早期业余汉学家的汉语认知水平,彰显了中国物质文明在中英早期文学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明成化时期青花缠枝纹装饰艺术特色探析

明朝成化年间的青花瓷由于瓷器造型、胎釉、青料、纹饰及绘画工艺技术诸多方面的变化,其艺术风格独具魅力。明朝成化青花缠枝纹色调鲜丽清新,构图疏朗工整,线条显现阴柔之美,体现了明成化一朝细致柔美的女性审美情趣。

新发现的明成化《军政条例》研究——以孤本弘治《军政条例续集》为例

《军政条例》是明代治理军队的重要法律文献。《军政条例续集》成书于成化,重刊于弘治初,以成化内容最多。成化时期,卫所逃军仍屡禁不止,国家在之前的《军政条例》基础上推出《军政条例续集》,进一步完善清勾逃军的法律。《军政条例续集》既有对前朝条例的继承也有所创新,但重点仍是通过法律解决卫所军缺问题,反映出条例因时因事而立的特点。

从汪鋐看明成、嘉社会转型——人物研究视角下的失常政治

明成化、嘉靖时代正处于明社会转型时代,此转型之迹在经济与生活、观念与心态、风俗与习惯等各方面都有所呈现。这一社会的悄然变化也因时人的思想而渗入到当时政治领域。明代汪的仕途进退正是成、嘉社会士风转变在政治上的合理展示。

科举制度与明代诗文的式微

有明一代诗文式微,科举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士人进士及第前绝少涉猎诗文;其二,科举制度下文士写诗作文颇为尴尬;其三,时文流弊浸及诗文写作。当然,这主要就成化、弘治以后的情形而言。成化、弘治以前,情况稍好些,因为明代科举行文程式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对诗文影响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与中国社会——以《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中心的考察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明代朝贡贸易多有关注,但其中大多是从中外交通史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而少有通过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活动来认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变迁的成果。明代中叶法律文书汇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对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有诸多记载,通过对明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时至成弘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外来进贡使臣频频来到中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在中国境内生活期间,与中国社会展开了充分地互动,表明整个明王朝正进行着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

关于明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

贡赐制度是明王朝统治河洮岷和西北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在明前期为加快藏区归附中央王朝、尽快统一全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成化年间,"寺僧诡名冒贡"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文对其涉及的史料、形成的原因及洮岷寺僧特别提及的有关贡赐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明王朝历经百年治理河洮岷及西北藏区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民间戏曲演出版本中的“马音”与“香谈”--以成化本《白兔记》为例

“马音”“香谈”出自成化本《白兔记》,本为“抹音”“乡谈”,特指传统戏曲演出本中存在的由演员表演时因抹音、滑音、方言、俗语、古语或抄录刊刻者文字应用能力低、抄刻随意等而造成的文字差讹、脱漏现象。这种现象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几乎随处可见。通过对成化本《白兔记》中该现象的校勘学、版本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察,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涉及戏曲编演过程,为演出之所需;它保留了方言、古语、戏俗等的印迹,留存了当时舞台的生鲜度与趣味性,呈现了古代戏曲演出的自然形态。对于今存古代民间戏曲剧本中的“马音”“香谈”现象,不能仅仅视为一种文字应用、刻写中的错漏现象,还要关注其在戏剧学方面的积极意义;既要有校勘学的专注,更要有戏剧学的思考。

《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校点失误举偶

《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是《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的一篇,目前只有朱一玄校点本。朱校本因首次校点,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对《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校点本中存在的失校、校误、误校、讹字、标点错误、残缺字以及未识字处理不当等60余处进行分析和归纳,以期增强校点本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新疆吐鲁番发现明代成化年六字三行陶瓷款识瓷片的研究

本文对吐鲁番市发现的明代(成化年)六字三行楷书陶瓷款识进行研究,笔者认为从吐鲁番市捡收的明代成化年代六字三行楷书陶瓷款识是我国首次发现。证明,六字三行楷书陶瓷款识是明代成化年时期就有,而不是清代康熙年代发明的。认定把六字三行楷书陶瓷款识的历史从清康熙时期提前到明代成化时期,提前时间为175年。该款识的发现中国陶瓷历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从吐鲁番发现大量明清瓷片及民间存在的瓷器,证明600年以来,吐鲁番人已经广泛使用瓷器。

明代王恕治滇研究

明代中期重要贤臣王恕成化年间出任云南巡抚,抑制宦官,直言极谏,一度使云南地区出现了逐步向好的势头。后受宦官钱能等人的排挤,被迫离滇赴南京任职。究其原因,主要是宦官弄权、人主昏聩致使其治滇受挫,导致明成化政局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成化斗彩葡萄纹杯及其市场探究

明成化时期斗彩的烧制成熟标志着我国彩瓷艺术迎来一个高峰。在前朝制瓷技术的支撑和成化帝对瓷器的重视与投入下,成化斗彩葡萄纹杯应运而生。文章通过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出土器物与博物馆馆藏器物的对比,并结合明代御用瓷器的生产和使用制度,探讨成化斗彩葡萄纹杯在器形、纹饰、寓意等方面所体现出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并进一步结合近年拍卖数据与相关研究趋势分析其市场概况。通过探究发现,成化斗彩葡萄纹杯站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其与生俱来的"皇室血统"既是促使它在艺术特色上极具时代特征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它如今市场不够理想的因素之一。

成化青花瓷器的鉴赏

文章以苏州文物商店收藏的几件成化青花瓷器为例，就成化青花瓷器的造型、纹饰、款式等特点作了初步的概括。

明成化青花海水白龙纹天字罐之特点

明成化青花海水留白暗刻五爪九龙纹天字盖罐,器型玲珑俊秀,色泽温润素雅,胎质、彩质、釉质各臻其妙,相互映衬,青花水纹、留白浪花、暗刻五爪九龙纹生动精妙,天字款首创独有,别有寓趣,在屈指可数的天字罐中,艺术特征独树一帜,弥足珍贵。对学界拓展认知范围,建立认知体系,更客观、科学地赏析成化天字罐的风采,有着重要的意义。

略论明成化-正德时期掐丝珐琅器的纹饰特征

将饰有摩竭纹的掐丝珐琅器划归成化-正德时期后,作者利用摩竭纹同其他纹样的共存关系进行分析,总结出这一时期的装饰特征,并对部分国外收藏的珐琅器年代提出新的见解。

西方收藏明朝成化与正德时期汉藏风格的唐卡

本文从西方学者们对收藏在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手里的成化和正德时期的数组风格相似、并有明确汉藏文题记的唐卡的研究成果入手,厘清了迄今为止各种学术观点的对与错,并在此基础上,综合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汉藏艺术风格(或藏汉艺术风格)从明初以来到明正德时期衰变的过程,不仅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盘点和总结,而且推进了此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发展。

成化时期的“传奉官”

成化时期,皇帝经常绕过内阁与吏部的人事铨选机制,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形式升授官员。以这种途径获得任命的官员,被定名为"传奉官"。这一时期,传奉官的升授次数、人数不断增多,授职范围逐渐扩大,表现出日益泛滥的发展趋势。造成传奉官泛滥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皇帝为首的宫廷政治力量的支持与推动下,传奉官在成化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给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从考古资料谈明成化斗彩瓷器的彩绘工艺

近三十年来,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了大量明成化时期的瓷器残片,经考古整理后,有数百件器物被复原,其中斗彩和斗彩半成品占比例较大。通过出土遗物与传世品的比较,可以探析成化时期斗彩瓷器的釉上彩绘制作工艺,并就此明晰成化斗彩瓷器淘汰率较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