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秘书学史之“公牍”二字演变

"公牍"是公文的另一重要称呼,其历代沿用情况及含义演变,学界似尚无相关整理。"公牍"二字似始于唐代,至宋代其用渐繁,其含义较广,与尺牍界线模糊,但使用范围尚狭。历元、明、清三代,"公牍"含义较为固定,使用范围渐广,不仅出现"公牍文体"之说,还有专门以"公牍"命名的文集。至民国,出现了以"公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许同莘《公牍学史》。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玄奘西行所带回的“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中唐以后 ,它们作为小说创作的母题而被反复运用 ,产生了符合本土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大演变。论文论述了这两个母题在唐朝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过程 ,指出这些母题在印度、中土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情节发展表现出两国文化在某些核心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作为文学接受的典型例子 ,这一个案具有重要意义。

宋人尺牍的文学性

古代尺牍的巅峰出现在宋代,其特点是应用功能弱化,文学功能得到全面发挥。思想内容上向正统文学靠拢,言之有物,承担社会教化责任;艺术上全面自觉,出现了大批形神兼佳的艺术短简,充分发挥了尺牍的文学功能。尺牍开始单行出版、录入文集,正式进入文学传播领域。宋人使古老的尺牍焕发了新的生机,有了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散寒通督方熏蒸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散寒通督方熏蒸疗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S)临床疗效。方法:将60例AS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30例给予乌头汤(方药组成:麻黄40 g,芍药40 g,黄芪40 g制川乌40 g甘草30 g)熏蒸治疗;治疗组30例给予散寒通督方(方药组成:秦艽60 g,羌活40 g,独活40 g,乳香40 g,木香40 g,肉桂40 g,透骨草40 g,伸筋草30 g,雷公藤40 g,老鹳草40 g,制川乌40 g,制草乌40 g,细辛30 g)熏蒸治疗,每次30 min,每日1次,连续20 d。结果:治疗组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无明显不良反应。结论:散寒通督方熏蒸疗法具有改善AS的临床症状、体征及炎症指标的作用。

近代知识精英的“国民”话语及其政治维度刻画——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例

"国民"话语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其溯源于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此过程中,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于批判"国民性"的同时,参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建构了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自由观念的"国民"新意象。"国民"话语本身内在地涵盖了对公民身份的承认,刻画和标识了民众的政治维度,促进了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化育和生成。

杜诗引《史记》与诗史的相关性

杜甫的诗被誉之为“诗史”,在中国诗歌史上有深远影响,他的诗之所以涵宏深厚,是因为他受到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不仅有《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等文学方面的因素,而且在写历史现实方面的诗篇时,还深受《史记》的深刻影响。在以仇兆鳌《杜诗详注》和《史记》三家注为底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是杜甫通过征引《史记》、学习史家笔法以及继承发扬《史记》实录精神等途径而成就的。

商盘《质园尺牍》中的情感世界

清代文人商盘有书信集《质园尺牍》传世,其中收集书信多达204篇,信件往来亲友117人。可以说,《质园尺牍》是还原商盘形象的一部书信集,是商盘情感世界最好的体现。《质园尺牍》从三方面记录了商盘的情感世界:与亲友的日常交游、对家乡故土的寄托与怀念、自我生存情感的体认,通过研读《质园尺牍》,可以将一个真实、立体的商盘形象呈现出来。

杜甫“獨耻事干謁”發微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耻事干謁的一紙宣言,早已成爲學界的不易之論。然而,結合詩歌文本、唐人干謁風尚、杜甫一生行跡及其干謁觀念,可知“獨耻事干謁”内涵複雜,並不能據此説明杜甫以干謁爲耻。事實上,杜甫不僅在安史之亂後仍有干謁活動,對待干謁的態度也有理性客觀、因時而變的一面。杜甫晚年絶意干謁,是多重因素影響下的結果。如果直接替杜甫貼上“耻事干謁”的標籤,既會妨礙我們理解詩人晚年生存狀態與思想觀念,也不利於還原真實的杜甫形象。

从诗歌看苏轼的仇池公案、仇池情结及其他

仇池是甘肃一座山名,仇池也是华夏民族一个国名。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期间,苏轼偶得产自广东的两块奇石,并写有《双石》诗。回朝后,把奇石命名为“仇池石”。苏轼仇池情结形成究其原因,是因为倾心歌咏仇池的杜甫,爱屋及乌;也是因为仰慕歌咏仇池的陶渊明,石头等于桃源;更是因为仕途失意,欲以“仇池”寻求寄托。没想到却引起当年好友画家王诜的觊觎,给苏轼“以小诗”“借观”奇石,实际“意在于夺”,霸为己有,于是形成一桩诸多诗友借与不借纷纷唱和著名的仇池公案。仇池公案给我们启示是交友要有道德底线,不能夺人所爱,爱物不能凝滞于物。

唐前期“六胡州”古城位置有待继续探索——与《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作者商榷

针对《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关于唐前期"六胡州"地区的行政建制沿革和六州治城位置定位的研究,提出了商榷及质疑。所谓"鲁、丽、含、塞、依、契六州自西向东分布"的立论基础是主观臆想。由此出发推断的"六胡州"治城位置,以及兰池都督府城的地望,并不可信。《六胡州》作者在行文时出现诸如先入为主的臆断、时间概念不清、空间概念错讹、制度概念模糊、地名概念含混的状况,直接地影响着该文的学术见解之可靠性,因而难于成立。在现阶段,"六胡州"古城定位研究,仍有待继续与深入。

《花间集》道教书写论微

巴蜀地区是我国道教发祥地之一。唐末五代之时,巴蜀高道辈出,他们与王室有着很紧密的关系,蜀中道教在其推动下蓬勃发展,文学创作也带有明显的道教因子。编纂于后蜀广政三年前后的《花间集》,既要契合后蜀后主孟昶高雅的文化品位,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合乐可歌的范本,含有道教情韵的作品受到编者的重点关注,所以该书收录了诸多与道教典故相关的词调,如《女冠子》《巫山一段云》《临江仙》《河渎神》《天仙子》等,同时,也选择了许多使用道教意象的词作,以表达咏史、求仙、及第的主题,有着可供各阶层欣赏的道教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