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现状及教育路径探究——基于两次调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生育价值观是未来人口走向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基于两次横断面调查,从生育价值认知、生育价值判断和生育价值选择三个方面了解新时代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现状。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对生育价值观内容的认知基本正确,但与主流倡导仍有一定差距;个体特征是影响生育价值观的主要因素,国家政策对其影响甚微。大学生生育价值取向多元,“优生优育”“子女性别平等”等价值观深入人心,“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占据较高比例,大学生对生育价值的评价稍显消极。调查还发现,大学生生育意愿低下,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仅为1.37,且呈下降趋势,有三孩生育意向的大学生占比不到10%。新时代加强大学生生育价值观教育,要明确男女平等、优生优育、适龄生育、积极生育、尊重生育价值等教育内容,要丰富教育方法,夯实课程载体、强化活动载体,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建设积极有利的校园环境、营造温馨有爱的家庭环境。积极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生育价值观,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中国已婚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对三孩生育意愿调查分析发现,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已婚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并不高。主要原因是:经济抚养教育能力、有没有人帮忙照顾孩子和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需要从婚恋观念宣传教育、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住房租购政策支持、教育资源配置、税收政策调整、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配套建设。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城市育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城市育龄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为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2012年开展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1972人，其中1730人（87．7％）期望在23～28岁生育；1618人（82．0％）期望生育2个孩子，其中1600人期望儿女双全；当仅生育一个孩子时，倾向于男孩（51．2％）的比例略高于女孩（48．8％）。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越来越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但意愿生育数量仍高于城市人口，且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向，应该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进一步加强性别平等教育。

中国当代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分析——以江苏6县市调查为例

利用"江苏省6县市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从三个维度——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文化(观念)——描述和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来,我国当代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逐步减少,男孩偏好也趋于减弱。研究还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到城乡二元化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程度正在逐步减小,而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

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全国五大城市已婚青年调查数据,以非双独夫妇作为参照,对"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描述与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同时,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除了不同城市有所不同外,"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生育率变动的预测,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我们目前知道多少?

对涉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现有调查结果进行系统整理和解析,结果表明,现有的调查结果所描述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是一幅杂乱的图像。主要原因是不同调查的对象不同,样本结构不同。因此,现有调查结果都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描述了这一总体中的部分对象的生育意愿状况。要全面了解第一代独生子女整体的生育意愿,还需要更严格、更广泛的调查研究。

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了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特征变量、居住地区变量、意愿生育数量、传统偏男生育观念(即"生育目的")变量和政策性变量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

影响生育意愿的多种因素分析

从多种视角出发,对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的因素做了尝试性分析,指出经济原因是决定生育意愿变化的根本性原因,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变化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的诱导对生育意愿的变化具有促进作用,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是生育意愿变化的潜在原因。

农村育龄妇女生育偏好现状考察——以湖北省为例

利用对湖北鄂州、黄石、仙桃三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性别偏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村育龄妇女仍存在一定的男孩偏好;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和"传统文化"为性别偏好两大主要影响因素;育龄妇女文化程度越高越不会具有男孩偏好;受"传统文化"影响越深的育龄妇女越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据此,从弱化生育性别偏好角度探讨了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

独生子女家长的生育愿望与体育后备人才的关系

由于家长的生育愿望与家长对子女的职业期望相关连,因此,独生子女家长的生育愿望与体育后备人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独生子女家长生育愿望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在比较城乡独生子女家长生育愿望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了城乡独生子女家长不同的生育愿望对体育后备人才的影响。

千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查与分析

根据2002年8月在湖南省进行的一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本文分析了人们生育意愿的一些变化特点,并就如何更加有力地引导人们生育意愿的健康变化提出一些建议。

论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

人口生育是一国劳动力生产的唯一途径,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有深刻而重大的意义。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执行的基础上,我国的人口数量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然而,现阶段为了实现人口优生优育,我国需要完善现行生育保险制度,把游离在生育保险政策之外的育龄妇女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使其孕育行为处于医疗"干预"下,在保障男女劳动力合理流动、妇女权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实现我国人口优生优育,为培育高素质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基于中国五省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于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基于中国五省市(北京市、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福建省)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共纳入976名20~40岁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政策实施前后二孩生育意愿、性别倾向等生育意愿特征变量。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两孩政策实施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后整体二孩生育意愿上升了20.59%(31.76%vs 52.35%)。77.25%的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两个;62.26%的育龄妇女表示对二孩的性别没有倾向;50.09%育龄妇女预期的二孩生育间隔为3~5年。生育意愿亚组分析显示居住地和婚育状态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后生育意愿转变显著的影响因素(χ~2值分别为7.95和9.18,均P<0.05)。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5~29岁及30~34岁年龄组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20~24岁年龄组(OR:1.71,95%CI:1.11~2.62;OR:2.15,95%CI:1.37~3.60);城市和郊区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低于农村地区(OR:0.28,95%CI:0.18~0.44;OR:0.41,95%CI:0.24~0.70);随着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的增高,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其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OR值为0.45,95%CI:0.22~0.90,月收入≥12 000元OR值为0.61,95%CI:0.34~0.96;职业为农民和家庭主妇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较高(OR:3.28,95%CI:1.88~5.73;OR:1.77,95%CI:1.02~3.09)。结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后,政策效应已初步显现;其中25~34岁、农村居民、中低收入水平、中低教育水平育龄妇女可能为二孩生育的主要人群。

北京城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利用2002年"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和2006年"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和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重点分析了在"独生子女政策"、"双独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进入始育阶段的独生子女特别是双独家庭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方面的意愿选择,探讨独生子女生育观念的变化、可能的行为选择对未来北京市人口变动产生的影响和政策意义。

全国五省市独生与非独生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差异分析

目的探讨独生与非独生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基于中国五省市(北京市、福建省、陕西省、四川省、甘肃省)940例已婚育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独生组)229例、非独生育龄妇女(非独生组)711例。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两组育龄妇女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二孩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等特征性变量,通过构建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两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非独生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独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9.92%vs 48.91%,χ^(2)=8.57,P=0.003),并且两组育龄妇女在理想子女数的分布也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χ^(2)=27.92,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以20~29岁的育龄妇女为参照,年龄在35~39岁的独生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明显下降(OR_(独生)=0.162,95%CI:0.056~0.463),而对于年龄在40~45岁的育龄妇女而言,独生组的二孩生育意愿也显著低于非独生组(OR_(独生)=0.115,95%CI:0.025~0.540;OR_(非独生)=0.266,95%CI:0.146~0.484)。以农村地区为参照,非独生组中,居住地为城市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OR_(非独生)=0.411,95%CI:0.238~0.711)低于居住地为郊区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OR_(非独生)=0.498,95%CI:0.263~0.943),但相对于独生组而言,居住在城市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下降更为明显(OR_(独生)=0.130,95%CI:0.027~0.630)。以已婚未育妇女为参照,独生组已婚已育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非独生组(OR_(独生)=6.179,95%CI:2.236~17.076;OR_(非独生)=1.820,95%CI:1.099~3.015)。以二孩家庭经济负担重为参照,基本能承受二孩抚养负担的独生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显著增高(OR_(独生)=2.962,95%CI:1.408~6.229),而对于非独生育龄妇女而言,基本能承受(OR_(非独生)=3.806,95%CI:2.629~5.511)和完全能承受二孩抚养负担(OR_(非独生)=4.263,95%CI:2.138~8.498)的二孩生育意愿也显著高于家庭负担重的妇女。此外,相比于农民,非独生组中职业为工人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更低(OR_(非独生)=0.389,95%CI:0.189~0.801),但在独生组未观察到该效应。除此之外,其余因素对独生/非独生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结论非独生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独生育龄妇女,且年龄、居住地、婚育情况、家庭经济负担是影响独生/非独生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独立危险因素。

我国五城市居民家庭养育子女情况比较及分析

目的比较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待家庭和养育子女的观念,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参考。方法以“计划生育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广州等五城市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机关、院校家庭和一般企事业单位家庭平均子女数分别为1.04和1.09(P=0.000);独生子女率分别为99.62%和96.97%(P=0.000)。多数城市家庭均以“调节家庭气氛”、“感情慰藉,巩固家庭”、“尽社会义务”为主要生育目的,但在养育子女费用及对子女未来的期望等方面,机关、院校家庭和一般企事业单位家庭及不同地区之间略有不同。结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养育子女的观念及方式上存在差异,优育工作应有针对性,重点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关心下一代的社会风气。

公共教育服务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CGSS数据库201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服务满意度可能影响居民的二胎生育意愿,且对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影响,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男性更显著。通过进一步对反映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的不同维度以及不同阶段的公共教育服务满意度进行分析,得出提高公共教育服务分布的均衡性对提升居民二孩生育意愿有重要的影响,且这一影响在大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的研究结论。不同公共教育阶段中,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满意度的提升将对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柯桥区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绍兴市柯桥区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为预测生育水平、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及有效落实人口政策提供依据。方法于2017年4—6月,从柯桥区8个乡镇/街道中各随机抽取2个社区,对社区内20~49岁已婚有配偶者进行基本情况和二孩生育意愿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放问卷655份,回收655份,有效612份,有效率为93.43%。其中男性177人,占28.92%;女性435人,占71.08%;平均(30.1±4.9)周岁。386人有二孩生育意愿,意愿生育率为63.07%。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在30~40岁之间(OR=2.073~2.131,均P<0.05),从事工人、农民、家务/待业、个体户/经商等职业(OR=1.816~4.543,均P<0.05),本人非独生子女(OR=2.200,P<0.05),夫妻双方均非独生子女(OR=2.119,P<0.05),一孩为女孩(OR=1.436,P<0.05)是生育二孩的促进因素;文化程度高(OR=0.203~0.505,均P<0.05),平均每日工作8 h(OR=0.556,P<0.05),结婚年龄晚于25岁(OR=0.172~0.349,均P<0.05)是生育二孩的阻碍因素。结论柯桥区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相对较高,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工作时间、本人是否为独生子女、双方家庭结构、结婚年龄和第一孩性别与二孩生育意愿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