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单侧供肾成人肾移植的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幼儿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单侧供肾成人肾移植的手术经验,探讨其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1例5岁8个月幼儿DCD提供了两个供肾,分别为两例成人受者做肾移植手术。总结术中、术后管理经验,随访1年,监测移植肾功能、移植肾大小的变化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供肾大小:右肾长径8.0cm、短径3.0cm、宽径4.0cm,左肾长径8.2cm、短径3.1cm、宽径4.3cm。2例受者均为50kg以下的女性。采用单肾右髂窝移植,手术方式及术后免疫抑制方案与成人供肾移植相同。受者的血清肌酐(Scr)分别于术后10d和30d降至正常水平,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于术后15d和50d增加至稳定水平(>50ml/min),移植肾各径长度在2周内达到稳定水平并接近成人肾大小。随访至交稿日,两受体的肾功能、尿量均正常,无发生蛋白尿及并发症。结论 5岁左右的幼儿DCD单侧供肾用于成人肾移植,在选择合适受者的前提下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

儿童供肾双肾移植临床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儿童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双肾整块肾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9例儿童供肾双肾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计算受者的1年人、肾存活率,观察术后1年受者肾功能恢复情况,移植肾长度变化及术后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9例受者术后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8/9、72%。随访1年,血清肌酐(Scr)水平由术前(747±170)μmol/L下降至(83±27)μmol/L,血尿素氮由术前(24.5±4.9)mmol/L下降至(6.8±2.0)mmol/L,移植肾长度由术前(61.1±9.8)mm增长至(100.3±1.7)mm。术后发生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2例,行血液透析过渡后恢复移植肾功能;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例,予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后逆转;1例于术后2周发生肺部真菌感染,停用免疫抑制剂,予抗真菌治疗,但效果不佳,于术后3个月死亡;1例术后7 d发生移植肾动脉血栓形成,术后10 d行移植肾切除术,恢复血液透析;1例术后1个月发生1个移植肾动脉栓塞,剩余移植肾功能正常,术后6个月生长明显。此外,发生移植肾输尿管狭窄2例、蛋白尿2例、腹主动脉狭窄1例、尿瘘1例,经相应处理后均治愈或好转。结论儿童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双肾整块肾移植围手术期并发症较多,但随着经验逐步积累,儿童双供肾肾移植的移植效果在逐步改善。

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6例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经验。结果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制定的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6例儿童供体均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肝肾联合获取,采用7号吸痰管髂外动脉插管或24 F导尿管髂总动脉插管、门静脉和腹主动脉灌注、胸主动脉阻断的肝肾联合灌注的改良方法。手术时间55~60 min,共成功获取6个供肝、12个供肾,所获取肝肾均成功应用于临床肝、肾移植,受者均未发生移植肝或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结论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中成功进行肝肾联合获取的关键在于及时进行脑死亡判定、严格谨慎的器官维护措施和肝肾联合获取技术的改良。

供精生育夫妇再生育面临的伦理管理问题及对策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使用供精精液生育二孩的夫妇不断增多。除了由于女方高龄导致生育能力下降等临床问题之外,供精来源问题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伦理管理问题。针对可能存在的诸多伦理管理问题,可采取以下应对策略:建议有关学术组织尽快就该问题形成专家共识,便于从业人员规范操作;建议人类精子库更加关注供精"二孩"问题,可以考虑通过适度增加每名供精者精液标本量或提前预留的方式确保"二孩"精液标本的供给;建议生殖中心根据供精者精液标本库存情况,为供精再生育夫妇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尽可能减少因精液来源不同导致的家庭伦理问题。

儿童肾移植术后供者特异性抗体的产生及其影响

近年来,我国儿童肾移植发展迅速,但仍缺乏足够的有关移植肾长期存活方面的临床数据。成人肾移植术后新生供者特异性抗体(dnDSA)的产生及其介导的慢性排斥反应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其术后dnDSA的产生及其对移植肾和受者的影响可能与成人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就儿童免疫系统的特点、儿童肾移植术后供者特异性抗体(DSA)的产生及影响、儿童肾移植术后DSA产生的危险因素进行总结,并对预防策略提出建议,旨在为提高儿童肾移植术后移植肾的长期存活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儿童肾移植的发展。

血缘性活体肝部分移植治疗先天性胆道闭锁

目的:探讨活体肝移植治疗儿童先天性胆道闭锁的临床体会。方法:受者为14个月男童,诊断为先天性胆道闭锁症,供者为患儿的父亲,术中切取供者肝脏的左外侧叶,原位移植给患儿。结果:供肝左外侧叶切取手术历时485min,术中出血200mL,无输血,切取肝脏265g,供者术后5d肝功能恢复正常。受者手术历时420min,术中失血400mL,肝脏冷缺血时间30min,无肝期60min,采用改良背驮式肝移植,术中使用IL-2R拮抗剂免疫诱导治疗,术后FK506、骁悉及甲基强的松龙(甲强龙)免疫抑制治疗,术后1个月各项生化指标正常,随访9个月,生长发育正常,无外科并发症。结论:活体肝部分移植应确保供者的安全,充分评估供、受者术前情况,术中良好的肝外科、血管外科技术及围手术期管理是确保活体肝移植术成功的关键。

儿童单只供肾移植围术期免疫抑制方案8例总结

目的：总结以他克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在儿童供肾移植围术期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4例3～6岁儿童逝世后捐献供肾移植，8例受者均以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泼尼松为基础免疫治疗，术前采用重组抗CD25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与甲泼尼龙联合诱导治疗。统计手术当日（0 d）、术后3 d、5 d、7 d、14 d、30 d血肌酐值、内生肌酐清除率、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计数、排斥反应及其他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8例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2例，其余6例患者均在术后14 d内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CD3＋、CD4＋、CD8＋计数于术后1个月趋于稳定；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1例，他克莫司中毒1例；未出现感染病例。结论采用重组抗CD25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与甲泼尼龙联合诱导在儿童捐献单只供肾移植围术期可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儿童亲体肝移植11例回顾性分析

目的总结儿童亲体肝移植的临床疗效与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3年2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的11例亲体肝移植患儿临床资料,原发病包括:胆道闭锁2例,门静脉海绵样变性2例,肝豆状核变性3例,酪氨酸血症Ⅰ型1例,先天性肝纤维化2例,布-加综合征1例。肝移植术后均予抗感染、保肝、利胆、抗凝及免疫抑制治疗;8例采取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加甲基强的松龙三联免疫抑制治疗,3例采取他克莫司加甲基强的松龙二联免疫抑制治疗。结果11例手术时间(11.85±1.85)h,移植物与受体重量比(graft-to-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为(2.20±2.03)%,冷缺血时间为(75.91±20.87)min,热缺血时间为(2.63±2.30)min,无肝期时间为(60.55±18.86)min,术中出血量为(770.91±541.12)mL。11例中行胆道端端吻合术4例,胆肠吻合术7例。术后无一例血管及胆道相关并发症,但出现血小板减少1例、肺部感染1例、淋巴漏2例、癫痫发作1例、高血压伴烦躁不安1例,均经对症治疗后痊愈出院。供体无一例术后并发症。结论亲体肝移植术是治疗儿童终末期肝病及部分肝脏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有效手段,应严格把握不同原发疾病的肝移植手术指征,并结合个体化围手术期管理,以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并发症。

供受体体重不匹配儿童心脏移植的围手术期处理

目的 总结 1例 13岁终末期扩张型心肌病儿童施行原位心脏移植术 ,因供受体体重不匹配所带来的围手术期有关问题的处理经验。方法 供体 2 8岁 ,体重 63kg ,主动脉直径 2 .8cm。受体 13岁 ,体重37kg。主动脉直径 1.7cm。术中采用主动脉成形处理供受体主动脉直径不匹配。术后采用大剂量血管扩张剂控制成人心脏移植到儿童所带来的高心输出量并发症 ,并针对儿童代谢快的特点调整免疫抑制剂的用量。结果 术后血流动力学稳定。第 12天心肌活检病理学检查无排斥反应 ,31d出院 ,随访 18个月 ,心功能良好。结论 扩张型心肌病的儿童 ,可采用成人供心施行心脏移植术。

儿童肝移植发展现状及展望

全球首例儿童肝移植的开展距今已近60年。随着儿童肝移植技术及术后管理经验的提升,全球范围内儿童肝移植手术例数稳步上升,手术质量逐步提高。发达国家儿童肝移植起步早,积累深,在治疗理念、患儿及移植物长期管理等方面更为成熟。中国大陆地区儿童肝移植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本文阐述国内外儿童肝移植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重点问题。

临床药师参与1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华法林抗凝方案调整分析

临床药师参与1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的抗凝治疗过程,深入分析影响患儿抗凝疗效的因素,结合患儿的病理生理特点,从药物选择、给药剂量、合并用药等方面提出个体化建议,临床医师采纳建议,患者经治疗后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控制在目标范围内,病情平稳出院。

儿童活体和尸体肝移植的临床效果比较

目的分析和评价儿童活体和尸体肝移植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320 例终末期肝病儿童肝移植的预后及影响因素.根据肝移植手术方式的不同,将320 例受者分为活体肝移植组（活体组）252 例和尸体肝移植组（尸肝组）68 例.活体组所有供者均为3 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尸肝组所有供者均为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供者.比较两组受者术后存活情况和并发症情况.结果活体组受者1、2、3 年的总体存活率分别为95.1%、93.5%和93.5%,尸肝组分别为92.3%、92.3%和82.4%,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0.69,P=0.41）.随访期间,活体组死亡14 例（5.56%）,其中8 例死于呼吸系统并发症,3 例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3 例死于移植肝功能衰竭;尸肝组死亡5 例（7.35%）,其中1 例死于呼吸系统并发症,2 例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1 例死于腹腔出血,1 例死于其他原因.两组门静脉血栓（PVT）、流出道梗阻、胆道并发症、肺部感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活体组肝动脉血栓（HAT）比例低于尸肝组（1.98% vs. 10.29%,χ^2=10.245,P 〈 0.01）.结论活体肝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疗效较好.

血浆置换治疗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治疗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出现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的疗效。方法以湖南省儿童医院1例因胆道闭锁、胆汁性肝硬化接受血型相合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发生AMR的7月龄患儿为研究对象。该患儿肝移植术后一直使用他克莫司+泼尼松二联抗排斥治疗,术后1个月内出现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肝功能异常,行移植肝穿刺活检,完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抗体检测,并予血浆置换治疗。结果肝穿刺活检结果提示急性排斥反应、补体C4d染色阳性,结合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Ⅱ类特异性抗体阳性这一结果,确诊为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导致的AMR。确诊后予甲泼尼龙静脉冲击+静脉丙种球蛋白+吗替麦考酚脂口服治疗,并调整相关免疫抑制药物剂量,效果不理想,后加用血浆置换治疗,每2日1次,共5次,治疗1个月后患儿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随访3年,复查过程中行移植肝穿刺活检5次,显示排斥反应逐步减轻,肝功能基本维持正常,未出现AMR复发。结论血型相容的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也可发生术后AMR,确诊后尽早联合血浆置换辅助治疗可能更有利于肝移植术后急性AMR的恢复。

胆道闭锁患儿活体肝移植供者的手术安全性分析

目的 探讨胆道闭锁患儿活体肝移植供肝者的手术安全性。方法 收集68例为胆道闭锁患儿活体肝移植手术提供移植肝的供者手术资料，分析其取肝术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情况，术后第1、3、5、7天抽取静脉血检测肝功能及凝血功能，观察术后并发症情况。结果 手术时间271～875 min、平均312 min，术中出血量45～210 mL、平均100 mL。术后第1天TB、ALT、AS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均高于术前（P＜0．05）。术后第3天后肝功能及凝血功能各指标均有降低。术后并发症共7例（10．3％），其中切口液化3例、腹腔积液2例、肝断面渗血1例、胆漏1例，均经及时处理后恢复。随访5～34个月，全部供者均健康存活，肝脏功能检查均正常，未诉特殊不适。结论 胆道闭锁患儿活体肝移植供者取肝手术对供者的手术安全性较高，术后并发症较少，供者身体状况恢复良好。

10例心脏死亡婴幼儿肾脏捐供成人肾移植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总结婴幼儿心脏死亡肾脏捐献(DCD)供成人肾移植的临床经验,探讨其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原济南军区总医院2012年8月—2017年1月10例婴幼儿DCD供肾成人肾移植的临床资料,总结婴幼儿心脏死亡肾脏捐献供成人肾移植的手术方法、免疫抑制剂应用、并发症及其相关处理和随访情况。结果10例成人尿毒症患者接受了婴幼儿DCD供肾移植。随访时间为(8.3±7.4)个月,肾小球滤过率评估值均逐渐增加至稳定水平,均获得了较好的生活状态。结论婴幼儿DCD供肾成人肾移植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发育成熟的婴幼儿即可成为DCD供肾成人肾移植的合格肾源,并有望成为DCD供肾成人肾移植的重要来源。

在体劈离式儿童肝脏移植的单中心研究

目的总结在体劈离式儿童肝脏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1年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实施的30例在体劈离式儿童肝脏移植的供体、受体资料。30例供体均为"中国一类"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供体,平均年龄42岁;脑死亡原因:颅脑外伤15例,脑出血13例,呼吸心跳骤停2例。在体劈离均将供肝分为左外叶(Ⅱ~Ⅲ段)和扩大的右三叶(Ⅰ段+Ⅳ~Ⅷ段),均采用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手术效果及患儿随访情况。结果随访至2021年9月(平均随访10.2个月),30例在体劈离儿童肝移植受体无一例出现血管相关并发症(动脉栓塞、门静脉狭窄、流出道梗阻等);出现腹腔出血1例,为肝脏断面出血,予手术探查止血;Roux-en-Y胆肠吻合口狭窄2例,予介入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行球囊扩张后好转。术后平均入住监护室时间为80 h,平均住院时间为22.8 d。移植物存活率96.6%(29/30),1例术后出现移植物失功,行二次移植。结论在体劈离儿童肝脏移植安全有效,可扩大供肝来源,缓解儿童肝脏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

活体肝移植患儿围手术期神经功能损伤评估的研究

目的探讨活体肝移植患儿围手术期血清β淀粉样蛋白(Aβ)、神经元微管相关蛋白(即Tau蛋白)水平和脑氧饱和度的变化,为优化围手术期处理提供依据。方法选择2020年9月—2021年3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行活体肝移植手术的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40例,月龄3~36个月,体重5.3~13.5 kg。分别记录患儿手术开始前即刻(T_(1))、无肝期20 min(T_(2))、新肝期1 h(T_(3))和新肝期24 h(T_(4))时的心率、平均动脉压(MAP)、中心静脉压(CVP)、心指数、外周血管阻力指数(SVRI)、每搏量变异度(SVV)、动脉血pH值和脑氧饱和度。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中的Aβ,Thr181位点磷酸化Tau和总Tau蛋白水平。结果患儿T_(3)时间点MAP显著低于T_(1)时间点,T_(2)至T_(4)时间点动脉血pH值均显著高于T_(1)时间点(P值均<0.05);患儿T_(3)和T_(4)时间点MAP均显著低于T_(2)时间点(P值均<0.05);患儿各时间点间心率、心指数和SVV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各时间点间血清Aβ和总Tau蛋白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T_(4)时间点血清中的磷酸化Tau蛋白水平显著低于T_(1)时间点(P<0.05);各时间点间围手术期脑氧饱和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均低于50%。结论活体肝移植患儿围手术期的脑氧饱和度<50%,新肝期24 h时血清中磷酸化Tau蛋白水平较术前显著降低,其神经功能损伤的预防和管理策略有待进一步研究。

儿童活体肝移植受者术后新发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新发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临床特点及其防治策略。方法 2010年7月至2014年7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移植中心和天津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活体肝移植术的106例儿童受者纳入本研究,所有手术由同一外科团队完成。根据供者术前HBV血清学标志物的结果,将儿童受者分为供肝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抗-HBc）阳性组（45例）和供肝抗-HBc阴性组（61例）。了解两组儿童受者的新发HBV感染情况,分析供肝抗-HBc阳性组儿童受者新发HBV感染的危险因素,了解新发HBV感染患儿的特征。结果供肝抗-HBc阳性组和阴性组新发HBV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8%（8/45）和2%（1/61）。受者术前抗-HBs阴性、术后无抗病毒治疗是抗-HBc阳性供肝受者新发HBV感染的危险因素（均为P〈0.05）。发病距移植手术的中位数时间12个月（8~48个月）。9例儿童受者中,接受拉米夫定治疗7例,未予抗病毒治疗2例,均全部存活。结论应用抗-HBc阳性供肝的儿童肝移植受者,其术后存在感染HBV的风险。受者术前抗-HBs阴性、术后未给予预防性核苷类似物治疗是抗-HBc阳性供肝受者新发HBV感染的危险因素。接受供体抗-HBc阳性的肝移植儿童受体应使用核苷类似物预防新发HBV感染,移植术前亦要加强对其接种乙肝疫苗。

儿童肾脏移植中需要关注的供体因素

肾脏移植是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最佳治疗方案。活体供肾的长期存活率更高,对ESRD患儿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同供体因素,如供肾来源(活体/尸体器官)、供肾大小、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相容性、供体年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肾移植的长期预后,对于儿童患者,需要着重考虑供肾的长期存活率,尽可能降低移植风险。本文就儿童肾脏移植中需要关注的供体因素进行综述。

供精助孕技术的社会伦理问题

供精助孕技术作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之一,是实现不育症家庭生育后代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人类精子库的发展历程和相关政策的介绍,探讨全球不同社会环境下供精助孕技术所面临的对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的伦理问题。讨论供精过程对捐精者的心理社会影响、供精助孕技术后代的知情权及其与供精者的关系界定、供精助孕后代近亲婚配及社会地位和心理状况、实施供精助孕技术对社会学父亲心理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如何充分发挥供精助孕技术在辅助生育上的优势并协调社会家庭结构将是未来辅助生殖技术政策调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