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聘任洋员探析

作为晚清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成效最卓著的洋务首领,张之洞通过多种途径聘请了众多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军事、文化知识的外籍人员,进入其创办的实业、教育、军事等各领域,担任着各项事业的筹建、生产指导与人才培养的工作。他还在总结前人引进人才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聘用与监督机制,较好地消除了洋员揽权的现象。因此,其幕府中的洋员大多都能恪尽职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张之洞的功业,也使其经营的事业显现出更多的先进性和时代特色。

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

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的 1 8年 (1 889- 1 90 7)中 ,为着兴修铁路、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组训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学堂 ,曾大量引进国外人才。其引进国外人才的指导思想是权操自我 ,为我所用 ,并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点。空前规模的外才引进是张之洞湖广任内成就举世瞩目的近代化事业的重要支撑 ,其客观效果是好的 ,应当充分肯定 ,其缺憾是在大量引进国外工程技术人才的同时 ,未能相应地引进管理人才 ,借以学习和逐步建立起与大机器生产相适应的近代企业管理制度 ,这是张之洞所办工业企业大都效益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张之洞与湖北工业化的起始:汉阳铁厂“由粤移鄂”透视

光绪十五年（公元１８８９年）冬，张之洞调任鄂督，其原在粤所订炼铁机炉也随之移鄂兴办。铁厂移鄂，标志着湖北工业化的起始。但此举并非张氏之初衷，亦非出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之不喜洋务，遇事推诿。实际上，这是清廷中枢为了抑制李鸿章集团势力过于膨胀，有意“扬张抑李”，扶植张之洞，并考虑到湖北省自然资源、位置、交通有利条件，而作出的重要决策。湖北钢铁工业之建立，乃是晚清特定的政治局势与湖北省资源、位置等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外科证治全生集》与《洞天奥旨》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外科证治全生集》与《洞天奥旨》的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在重视阴阳辨证治疗、力主内治,反对轻用外治,以及温药治疗阴证等方面有着相同的学术主张,二者存在学术渊源关系。《外科证治全生集》主要在阴疽的治疗上更具优势,《洞天奥旨》相关论述内容更早且更为丰富,见解较为合理。因此,就通常所论的外科全生派及力主内治的外科学派来说,不能忽视《洞天奥旨》的学术贡献,应该从外科学术流派的角度给予它更高的学术地位。

张之洞与芦汉铁路的建设

张之洞认为芦汉铁路的建设是振兴国力、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战略举措 ,该路的修建对巩固国防、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风气转变等都有重要作用。张之洞对芦汉铁路的筹建政策、筹款方式、线路走向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芦汉铁路的筹建实践中 ,张之洞负责统领全局 ,并且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张之洞与清末法制改革

探讨了张之洞在清末法制改革中所扮演的倡导、示范改革 ,又阻止改革深入的复杂角色 。

《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

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这一种印象或结论的产生,主要是依赖外国一侧史料建筑史实的后果。议和过程中,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那拉氏、军机处)、北京全权(奕、李)、东南督抚(刘、张、盛、袁)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这一现象也成为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本文拟从"惩董(福祥)"问题切入,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从一侧面观察当时清政府外交及内部政治关系的实状。

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

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设立湖北官钱局并发行官票,以推动货币改革。但由于国内印刷技术落后,伪造官票情况严重,张之洞遂向日本印刷局请求印刷钞票,首次订印成功后又多次续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辛亥之后湖北地方财政拮据,官钱局大量发行官票导致通货膨胀。吴佩孚主政湖北时再次向日商订印钞票,但其计划曝光之后,遭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为了缓和中日关系,限制吴佩孚发展,也要求中止印刷契约,最后湖北政府不得不取消钞票印刷契约。钞票印刷事件的日趋政治化,反映出了不同历史环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众,中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痈疽神秘灸经》与《洞天奥旨》学术思想比较探析

《痈疽神秘灸经》为灸法论治痈疽的专著,《洞天奥旨》为中医外科的代表作,两书治疗痈疽颇具见解。本文通过对《痈疽神秘灸经》与《洞天奥旨》的比较,发现两书均重视痈疽发病中气血、经络的作用,同时推崇运用温通方法治疗痈疽,但两书在内外痈疽的理解、痈疽的分期辨治以及灸法治疗痈疽的禁忌症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学术主张,因此遣方用药各异,故从以上异同之处入手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以期为痈疽的中医外治法提供更多的思路。

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后者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前者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从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来看,袁、张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异的治军之道,进而形成两军相去甚远的内在素质,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张之洞与苏州租界的开辟

中日甲午战争后 ,日本和清政府从苏州开始新设租界的谈判 ,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是中方的主要领导。他在中国已败的大局下 ,坚持取益防损的原则 ,组织谈判班子 ,就苏州租界界址、运行方式、章程签订等问题同日方据理力争 ,力挽国权 。

从书院教育的角度看《书目答问》的编撰

《书目答问》初刻于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其编撰意图并非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而是与张之洞的学政身份密切相关。在书院草创、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绝非易事,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蓝本,是《书目答问》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

张之洞实业教育观之我见

实业教育观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张之洞与外洋抗争思想的直接结果之一。它以创办实业学堂、派遣留学生及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为主旨 ;以培养近代农、工、商业人才 ,推动经济发展为目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为深远。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 ,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 ;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 ;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 ,削抑东宫势力 ;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 ,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 ,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 ,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 ,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张之洞对近代中国纺织教育的改革创新与历史贡献

张之洞以振兴民族经济、维护民族权益为根本动因和出发点,创办民族纺织业和纺织教育,改革了传统纺织教育,创新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推动了纺织教育跨越式发展。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广泛聚集优质教育资源;开创了产、学、研一体化纺织教育新模式,开辟了近代纺织教育创新之路。

清末“癸卯学制”替代“壬寅学制”的原因探析

在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清政府先后让张之洞和张百熙制定出了两个学制,即"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两者颁布的时间相差很短,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学制的更替是很值得深思的。通过考察两个学制的内容及两个学制制定者之间的影响力,可以发现"癸卯学制"代替"壬寅学制"的原因。

张之洞与文学研究法

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1903年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文学研究法”的课程方案反映了“文学理论”学科早期发展的情况。主要论述了章程的制定,课程的起源,“文学研究法”这门课程在1910年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不久便被“中国文学”课取代,从中可以看出世纪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变轨迹。

张之洞与新式教科书的编撰--以《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为例

受到日本近代学校唱歌运动及军歌的影响,1904年张之洞写成《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强调兴学强邦,提倡新锐视野,但必须坚守与卫道思想的结合,彰显了一代名臣对皇权与时俱进的忠诚。

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近代儒学的新陈代谢

自晚清开始,儒学经历了新陈代谢的过程,对此,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文化保守思想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化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捍卫者,他们改造儒学,期望使之重获生机与活力,却适得其反,加速了儒家经学的衰落。从中虽见历史的大势所趋,然而对其个人来说,难免是个悲剧。同时,他们为儒学的转变和新生作出了贡献,如对现代新儒学有所启发。尽管这一转变尚未结束,对其努力还不能定论,但由此体现出的思想解放意义和怀疑、批判的精神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