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在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决定渐废科举的时代背景中,举行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该科策问考试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说明末科会试和殿试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不大相同,有的进士命途多舛,也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是时势造英雄。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有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和文化界尤为突出。

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兼析进士科一枝独秀的原因

科举考试以汉字为主要载体,深受汉字文化影响。科举考试的汉字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考试科目、取士标准、考试文体和考试影响四方面。科举制度具有平民精神,它对于中国古代汉字教育的规范化与普及化、古代诗赋与音韵学的发展以及书画艺术的演变,均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进士科长期延续、一枝独秀,是与汉字文化的观念、特点、内容及功能密切相关的。

明清回族进士与回族人口空间分布

明清回族进士与回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较为显著。除个别地区外,回族进士的空间分布状态大体可以反映回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状态。回族进士与回族人口在空间集中度和平滑度上的差异,主要是分省取士的学额分配制度造成的。

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对明代的政治活动、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等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莆田市“进士村”建筑景观特征浅析

笔者以东阳村明清传统建筑群为研究对象,以村落布局、建筑形制、造型装饰特点为切入点,阐述了福建省莆田市东阳传统村落的进士文化景观特征。对其建筑景观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气候地形影响东阳村的布局、人文历史决定建筑空间形制、精神信仰影响建筑造型与装饰风格的形成,并有利于延续当地传统特色文化。

简评明代进士同年录

明代进士同年录产生于成化、弘治年间。通常为该科同年进士自行编刊。初刻后,往往还会重刻,甚至三刻以上,以纪实历。它作为古代的一种通讯工具,具有较强的社会功用,是封建社会推行和维护纲常名教的重要手段。与明代进士登科录一样,明代进士同年录也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社会影响

宋代福建科举考试位居全国第一。宋代闽北地区有两千多人考中进士,他们对闽北地区以及福建乃至全国具有重大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浓厚学风的形成,使福建的刻书业更加繁荣,促进了闽学的最终形成并向全国扩展,使程朱理学在全国占统治地位。因此,研究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社会影响,既有利于对福建宋代文化的发展有更全面、系统的认识,又可以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

《世说新语》中的娱乐文化考察举隅

《世说新语》堪称魏晋社会文化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以往学者研究多偏向考订著者注家、成书情况、编排体例、语词注释、文学价值等,但鲜有从文化角度给予深入探究与综合考量。本论文立足魏晋社会,对就文本文献中所涉及的魏晋时期的娱乐文化现象逐一梳理、多维考察,进而窥探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名士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思潮。

五代至宋初科举制度探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之一,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以后,经过五代及宋初不断改革和完善逐步走向成熟,科举制度成为宋代中后期及明清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五代至宋初实行了更加严格的锁院、糊名、复试、殿试等考试制度,同时,科举取士的官僚政治地位和作用也进一步提高。通过对五代至宋初科举制度的探究,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

变革视角下的光绪癸卯甲辰科陕西进士

光绪癸卯甲辰科进士作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两科进士,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实现了应有的价值。癸、甲陕西进士作为进士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陕西进士的成长环境,探究癸、甲陕西进士在清末民初社会剧变时期的出处浮沉与历史功绩,对新形势下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与指导。

王韜與近代早期香港華文報刊業——《循環日報》創辦緣起考

《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與作爲重要創辦人之一的王韜在《循環日報》創辦前比較深地介入香港華文報刊業密切相關。在此期間,王韜近代報刊輿論意識的形成,王韜與香港報界、商界和華人社會中知識人士的廣泛交往所建立的良好關係,王韜在《香港近事編録》報館多年歷練所積累的豐富的辦報經驗和鑄就的鮮明的辦報風格,都不同程度地爲《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動力、人事財政保障以及相應的業務基礎。這些諸多條件的獲得和具備是促成《循環日報》成功創辦的主要原因。

唐宋食疗概念典行为之傅－以衍《千金•食治》为核心的观察

认爲特定「食物」有助「健康追求」兴「治癒疾病」的看法，在今日的东亚文化圈内，可说是一种既普遍又风行的医疗概念与钦食行爲。然而，这种今日名之爲「食疗」的知行，却并非当代的原创，它自有其古典的渊源可寻；换句括说，「食疗」一事是可以提在座史的脉络中来加以察考的，而本文即爲之作。 在以唐代名医孙思邈所撰《千金•食治》爲观察伊始的行文里，本文指出，《千金•食治》一方面诚然是唐代以降「食疗奉行者」们的行爲华绳，但另方面，相涉的体认，其宝也早存见於汉魏时人的言论，以及唐以前的若干医学古典中。因此，考量现存史料的状况，对於这些早期的食疗认知，我们只能说其是零散，却不能将其在唐以前的存在视之爲蒙眛。通过文本的比对，本文发现，孙思邈的「食疗观」确实是基础於这些前人的知见；整篇《千金•食治》的内容，其就是孙思邈「乃博群经，删裁繁重」後的成果。 「食疗」概念与行爲在两宋的傅衍内容，基本上是足以体现传统医学知识傅承方式的转变，以及近世士人又化的部份特徵，而有这课题在唐代以降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旨趣，亦正由此展露。就社会的层面而言，「食疗」这种在唐代似爲「傅播范畴有限」的认知体系，在宋代却开始被「士人」―这个当日新与的社会陛层所掌握，而北宋官方封於医籍刊印事业的热衷致力，则在其间扮演了媒介性的角色。这些士人是「尚医」的一群，他们是医学在宋代普及的主要对象，也是医籍中「食疗概念」的傅衍者。 作爲「医疗概念」的「食疗知识」其爲宋代尚医士人所掌握，或许属於社会性的因素；然而，由此一掌握所使然的「行爲」，却又别有文化上的特色。从《养老奉亲书》的「爲长者寿」，到《士大夫食时五观》所隐含的对同质群体的期许，再下至《山家清供》里那群视「食疗」爲「清高」的士人们。我们不难发现，「食疗行爲」在宋代的这层文化意义，共实是与时俱深的。时间愈後，「食疗行爲」的施用背景愈切近矜士人日常的钦食习惯。是则，「食疗」确已成爲足以反映当日士人文化物质的行爲。

GIS支持下的小人口基数小概率历史事件研究——以清代回族进士规模与空间分布为例

本文使用GIS手段绘制了清代回族进士空间分布等级符号化地图和标准差椭圆地图,研究表明,通过合并多年的统计数据,生成一个较长时段内相对稳定的事件发生率,可以有效实现回族进士这种小概率历史人口事件空间可视化。杨大业先生考证的清代回族进士人数虽然与实际相差较多,但空间分布较均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浅论宋初进士的道德特征

宋初进士的道德特征对于宋朝新型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影响深远。他们从儒家的道德要求出发,严格省视自身,通过修身行德实现自身完美的人格,同时尊君忠君的道德规范亦被他们重新奉为准则,以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秩序。尤其重要的是,宋初进士弘道于世的担当精神,表现出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追求的转变。因此,宋初进士的道德特征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之行辅佐君主,以忠正之心引导士风,以忠臣、明主的遇合来构筑尊君与弘道合二为一的和谐君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