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康边(川西北、康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川西北、川康边、康北根据地是长征中由三大主力红军共同打造的革命根据地;这三块根据地,地域相连(部分重叠)、创建时间相续、地理环境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可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一路转战的各路红军,在这里严酷自然环境的掩护下和彝、藏、羌族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得到宝贵的休整之机;中共中央及其高级将领们也得以在这里相对从容地探索长征的目的地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关于实行“北上”还是“南下”战略的是非,在经营这一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得到检验;肩负拯救中华民族危亡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这里再出发,齐聚西北,不仅赢得长征的最终胜利,而且掀起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跨国民族问题与边疆稳定战略研究

研究我国西北、西南跨国民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 ,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在西部大开发时期 ,而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 ,我国的民族自治区社会经济体制正可借此时机加以完善 ,保持边疆稳定 。

中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地方性知识功能探析

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可分为基于生产的生计知识、基于行为规范的组织管理知识、基于社会互动的交往知识、基于信仰的宗教知识等四种类型。其特点则表现为原生异质性、多元融通性、体系稳定性、持久延续性。在我国陆疆危机治理中,应充分利用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安居功能和特殊戍边功能,即:"居边"——保障跨国民族在边疆安居乐业、"通边"——保障边疆各族的经贸往来、"融边"——保障边疆各族的文化交流、"识边"——加深对边疆及边疆人的自我与他者认同、"和边"——保障跨国民族所在国家关系和谐、"安边"——保障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西北边疆地区濒危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北边疆地区形成了大量且丰富的少数民族古籍。由于自然、历史、人才、经济、体制和外贼盗掘等因素,目前该区域的少数民族古籍面临着湮灭、消亡等困境。笔者基于西北边疆地区濒危少数民族古籍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了图书馆等部门保护西北边疆地区濒危少数民族古籍的对策。

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跨国民族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往往受主体民族与母族文化的影响;对于跨国民族的发展需要始终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否促进所在国与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其二,是否影响所在国和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同源跨国民族形成的原因是历史的变迁。当前,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成为影响主位国和客位国社会稳定乃至边疆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

西北边境地区冰冻圈遥感调查与监测(2013—2015年)主要进展

2013—2015年由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牵头开展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西北边境地区国土资源遥感综合调查",我国西北边境高寒、高海拔地区的冰冻圈遥感调查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冰冻圈遥感调查的主要进展有:基于地形地貌、地温分布和坡度坡向特征等综合信息完成了藏北等地区的多年冻土范围调查;利用高分1号(GF-1)宽幅数据和Landsat数据,对2013年1月—2014年12月期间阿里西部地区近10 000 km^2的积雪覆盖情况进行了连续19个期次的动态监测;基于1999—2013年间的Landsat多期影像,对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冷季6个月份的湖冰覆盖情况进行了动态调查。

试论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宣传

西战团是一支以宣传抗战为宗旨的综合性文艺团体。该团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文艺宣传活动,其注重文艺宣传的形式、文艺宣传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文艺宣传的效果等,对抗战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命名新论——兼论“苏区研究”的连续性

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早期革命中,从陕北、陕甘边苏区(或根据地)到陕甘晋省这一阶段历史时空,不宜称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应该以时间段为界,分别称为陕北、陕甘边苏区,西北根据地,陕甘晋省及陕北"中央苏区",从使用习惯、表达内涵的角度,可以将抗战前这一地区苏维埃性质的根据地统称为"西北苏区"。研究西北苏区,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中共中央与西北苏维埃革命的关系,也有助于打破苏区与抗日根据地研究的隔膜,连续性地进行苏区研究。

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民事经济法令

北宋的西北边区处于宋夏边防要冲,民族成分复杂,对北宋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宋政府根据形势需要,灵活务实地颁布了一系列民事经济法令来调整边区蕃汉民众的经济生活。这些法令的实施,促进了蕃汉民众之间的经济交流,对西北边区的安宁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宗教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双重影响

宗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所特有的功能上。一方面,当宗教与社会政治体系相一致时,它就能促使其社会成员共同意志、共同信念的形成,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管理创新研究

近些年我国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在对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工作形成一系列挑战。青年流动人口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到同伴团体的影响,一旦出现融入主流社会的挫败感以及城市治理的失序就更易导致社会冲突。因此,须加强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对其进行情感引导和传递,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提高相关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和管理责任,保障其基本权利诉求;进行市民化培训,加强当地居民对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性接纳。

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策略选择

自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应对东北、北部草原和西北的"三北"游牧势力威胁,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中,西北边疆安全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策略中,屯垦戍边是现在新疆地区最为成功的应对策略。

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清王朝在取得对西北地区的军事胜利以后,制定了宏大的边疆治理政策,承历代"因俗而治"的边疆管理思想,推行历代所未有的边疆民族立法之策。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这种法制结构有利于清王朝对边疆的有效治理,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分析了清代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立法的指导思想、具体立法措施,对清代边疆民族立法的作用及现实借鉴意义进行了简要评析。

习仲勋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

习仲勋是从西北大地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土地改革贯穿他在西北地区的革命生涯。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根据地斗争,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西北,习仲勋都始终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西北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正确领导了当时当地的土地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东北柳条边修筑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以清前期为限

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复原清代东北柳条边的修筑过程和全貌,分析其对区域生态环境之影响;东北柳条边是集柳条(部分地段沿用明代辽东边墙)、边门和边台为一体的综合性管理体系,其区域主要在盛京、吉林将军辖区内。在清代前期经过皇太极、顺治年间的不断修筑而得以完成。柳条边是清政府针对清初东北形势新变化而实施的新型社会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北的经济开发,但也起到保护东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客观效果。迨至晚期,清政府最终解除对东北的封禁。柳条边的物质形态依旧,但其管理形态已荡然无存,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也随之消失。

唐代西北边疆经略与农牧业开发

唐王朝针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恩威并重,采取设置羁縻府州、绥纳内徙民族、移民屯田、和籴、互市、监牧养马等一系列经营措施,保持边疆的稳定和安宁,协调民族关系,西北地区的农牧业开发更为广阔和深入,形成继汉代以来的又一次农牧业开发高潮。唐朝西北边疆经略与农牧业开发的经验教训值得今天借鉴和利用。

杨应琚西北治边述略

杨应琚在雍正、乾隆朝两任西宁道、陕甘总督,他在西北为官期间正值清军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及处理善后事宜。任职期间,他调整了西宁府、安西和新疆东部的军政建置及陕甘总督管辖范围,并在西宁地区、肃州、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等地组织屯田,大力发展边疆文化教育和其他利民措施。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发展,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三战三捷”前后陕甘宁边区历史方位变化及西北局实践应对

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中共中央的不同部署,1945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经历“过渡期”“渐变期”“激变期”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承担“首席根据地”和“战略牵制区”等不同历史任务。作为解放战争中事关全局的重要阶段,在“三战三捷”前后这段历史进程中,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制度调整和政策调整,着力推动政权建设、精简整训、兵运工作、武装斗争以及自身建设等各领域工作的发展,在1947年前后空前复杂的政治考验中、军事局面下和经济压力下,完成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调整,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体现了西北局的历史主动、使命担当与斗争本领。

经略与方略——清代前期和中期对西部及西北部边疆的民族政策

在清王朝建立初期,清政府对西部及西北部边疆的维、回、蒙、藏等几个少数民族采取以笼络为主的方略。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王朝国力大为增强,继而对西部及西北部民族地区进行强有力的经略,达到了边疆巩固、各民族和谐共处的目的。清前期和中期的民族政策对当今我国民族政策体系的完善、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北地区反恐国际合作机制优化研究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是我国一贯的立场与态度。我国加入了12个国际公约,并开展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双边、多边的反恐合作,有力地保障了"一带一路"在西北边境地区的安全推进。与此同时,反恐合作中也存在互信不足、法制缺位、机制障碍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应着力从增加政治互信、促进反恐军事合作、实现法律对接、增强执法成效及技术合作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以有效应对跨国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