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警法》中的“我国管辖海域”释义

我国《海警法》使用“我国管辖海域”来界定自身的地域适用范围。此法未定义“我国管辖海域”,该用语的内涵和外延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不清。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我国相关国内法,“我国管辖海域”中的“海域”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我国管辖和主张管辖的其他海域,有关海域的界限和边界由我国的基线、各海域的外部界限、已划定的海洋边界、我国主张的海洋权利以及我国缔结或加入的条约确定。海警机构在我国管辖海域划定海上临时警戒区应满足特定条件、依循相关程序。海警机构有权对违反我国相关法律和规章的外国军用船舶和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采取必要强制措施。

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困境及对策探析——以中国海警首起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为例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2018年调整组建中国海警局并由其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海上行政执法作为海上维权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秩序发挥核心作用。文章基于中国海警首起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视角出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为理论依据,分析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工作的现状及困境,提出进一步发展海上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包括优化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规范行使海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完善海上执法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提高科技管海能力以及加强区域合作,以期促进中国海警行政执法向高效率、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海警法》出台背景下海上治安管理的特性及其规范体系构建

随着《海警法》的颁布,我国治安管理从“一个领域、一个主体、一套法规、一个标准”的一元化模式向陆上和海上二元化模式转变,执法主体照搬适用一元体制的规范体系必然会导致许多问题,同时现行治安管理法规也未完全考虑到海上治安管理在程序、实体等方面的特性与要求,其内容不能完全适应海上治安管理的需要,掣肘海上治安秩序的维护。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对海洋管理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安全,有效管控海上公共安全秩序,有必要对海上治安管理的范畴、特性进行重新厘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新形势的海上治安管理规范体系。

海洋空间的“领土化”构建与实践 ——以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干涉行动为例

随着海洋与人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控制人类海上活动的必要性,令海洋空间的“领土化”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主流话语开始从将海洋描述为无主之地,变成倾向于为扩大公共权力对海域控制的做法辩护,为海上力量投送和海域管控编织正当理由。由此,产生了一定的海洋空间“领土化”,国家从规范功能的角度逐渐控制海洋空间,将公共权力投射至领海和管辖水域外的海域。塑造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地区规范秩序,并在实践上强化地区军事力量投送,这两种海洋空间“领土化”扩张方式,鲜明地体现在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干涉行动中。中国需在南海促进建设更有效的海洋治理体系,扩大行为规范塑造和海洋新秩序建设上的话语权,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发展利益。

论中国海警的组织目标及其建设路径

《海警法》为转隶整编后的中国海警提供了履职的基本法律依据,但对海警的组织目标规范甚少。组织目标是组织成员所共同设定并努力奋斗的方向,其与组织的宗旨、职责、任务、活动场域、时空背景等密切关联。为践行海洋强国战略,助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海警的建设发展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涉海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不断培养海警的多样化能力,做到控护兼备,提升维权执法效能;岸海一体,以清晰的管辖分界为重点,建立陆海一体联动的协作配合和保障支撑机制;全时警备,以智慧海洋为引领,实现对海洋态势的全域动态感知、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处置;公正文明,开展多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建立权责明确的严密海警监督体系,提升执法人员能力素质。

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对策探析——以辽宁省为例

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其兼具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种属性,且生态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对无居民海岛的治理方针一直坚持“保护为主,利用为辅”。以辽宁省相关实践为例,分析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体系架构,以及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补充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细化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权的权责配置,建立健全无居民海岛保护执法综合协作机制和监督机制,强化地方海岛执法信息系统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推进无居民海岛保护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路径。

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规定海警机构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但未明确海警船的法律属性。西方国家多次将中国海警船列为军舰,而我国国防部、外交部多次声明强调我国海警船系公务船。根据国际法《日内瓦公海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对“军舰”的定义,中国海警船既不符合国际法对军舰的实质要求,也不属于我国国内法规定的军用船舶。中国海警船符合国际法和我国国内法对“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和“公务船”的界定,其属性为维权执法船。维护我国周边海域和平良好秩序和我国正常海上执法活动需要明确中国海警船的非军舰性质。

“海警实用英语”课程思政探析

课程思政建设旨在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海警实用英语服务于培养一线海警维权执法人才,是天然的思想政治教育主战场。通过从海警机构的职责使命等方面阐述了“海警实用英语”的课程性质及其与大学英语的关系;分析了BOPPPS教学模式下“海警实用英语”课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及方式,在专有名词讲授及课程背景知识拓展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等方面探析课程思政融入“海警实用英语”课堂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中国海警海上执法武力使用研究

海上执法武力使用是涉及多方的多回合交互行为。有限的海上执法武力使用既是实现和平之海、安全之海的必要手段,也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权益。近年来,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频繁遇到国外各类民用、商用及政府船舶。中国海警如何在复杂的国内外情势下有效使用武力,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树立,海上行为结果无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基于海域类型的海上执法武力使用制度的创设,以及海上执法武力使用能力的提升,都是中国海警海上执法武力使用的完善与推进路径。

新形势下中国海警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协同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以海洋溢油应急处置为例

以溢油为代表的海洋环境突发事件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当前我国海洋溢油应急处置机遇与挑战并存。以法律职责、海上优势和迫切需求为视角分析新形势下中国海警深入参与溢油应急处置的必要性,结合国内外溢油应急案例的经验,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勤务力量部署、提升装备专业水平、建强信息支持系统抓好“多方位”基础能力建设和加强事前阶段、事中阶段、事后阶段“全过程”应急能力建设两个方面探究中国海警参与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协同治理能力发展问题,促进国家现代海洋生态环境应急处置效能的逐步提升。

论军用无人潜航器的豁免权及其规制

2016年南海无人潜航器扣押事件凸显了外国军用无人潜航器所引起的豁免权问题。军用无人潜航器可被视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军舰或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从而享有豁免权,但能否被视为国家财产以取得豁免权尚存争议。就豁免权的法律限制而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5条、第32条的规定可为领海内军舰和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在豁免权上的限制提供依据,而军用无人潜航器军事化的工作性质、隐蔽而难以联络的运行特点,以及对无人潜航器采取措施的相对较低成本,将有助于沿海国采用比载人军舰更为严格的活动管理方式。应对《海警法》就识别查证环节、性质认定环节和执法措施环节进行解释或补充,以准确实现对外国军用无人潜航器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法律规制。

邮轮霸船:维权抑或霸权

近年来伴随着邮轮经济的发展,邮轮霸船事件时有发生。本文对邮轮霸船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主要从公法违背与私法救济的角度来论证邮轮霸船是以维权为名,行霸权之实,同时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而给处理邮轮霸船事件带来重重困难。因此,应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途径。

我国海上执法机构归属问题研究

中共十八大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均涉及我国海上执法队伍建设。鉴于我国海上执法机构仍分属多部门,本文从中央层面海上执法机构归属现状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提出我国海上执法机构归属的方案设计,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提供咨询参考。

关于中国海警海上综合执法依据的法学思考

中国海警作为我国海上综合执法力量和准军事力量,相应地也应当享有海上综合执法权和准军事权。就中国海警享有海上综合执法权而言,其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从而做到"师出有名",执法有据。

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国海警体制改革的思考

深化中国海警体制改革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加强我国海洋监管、提高海上维权执法效能、构建我国海上安全战略体系的必由之路。中国海警正在整合之中,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装备、教育培训、合作交流等体系和机制。今后应强力推进实施整合、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海岸警卫制度。

海警执法舰船功能分析

从海警履行海上维权、执法、服务使命任务出发,分析研究了海警执法舰船的特殊功能要求,提出了设计建造海警新型执法舰船的建议。

世界各沿海国海岸警卫队装备体系发展现状及启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各沿海国为了满足管辖海域维权执法服务、海上突发事件应对的需要,大力加强大中型船艇和飞机等装备建设,不断提高海岸警卫队伍装备水平。针对中国海警当前装备体系建设存在的标准不一、技术水平差别大、自动化指挥水平不高、严重缺乏飞机装备等问题,建议参照国外海岸警卫队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大中型船艇、执法艇、飞机和信息化装备建设,提升中国海警履职能力。

中国海警海上刑事侦查管辖依据研究

由于我国在推进海上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时并没有遵循先立法后实施的路径,2013年中国海警局成立后,一直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赋予中国海警海上刑事侦查的主体资格。学界存在着肯定说、怀疑说和否定说的学术分歧。对此,首先应当厘清中国海警局与公安部之间的职务关系,同时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制定的法律文本中明确赋予中国海警海上刑事侦查管辖权。

新机构改革背景下的我国近洋通道安全保障探析

随着国务院关于国家海洋局重组方案的出台与实施,中国海警局作为新机构将在我国近洋通道安全保障中扮演重要角色。为探讨新组建的海警局对我国近洋通道安全保障的影响,在对我国近洋通道安全及其威胁论述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近洋通道安全保障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中国海警局将为我国近洋通道安全保障带来的新变化,同时提出了我国未来发展近洋通道安全保障的相应建议。

论南海渔业执法模式的构建——美国海岸警备队的经验借鉴

南海问题涉及到我国的核心利益,加强南海渔业执法力度是维护国家权益的紧迫要求。但针对目前海洋执法体制的现状以及南海错综复杂的局势,海洋执法部门难以有效地实施其执法权力。通过借鉴美国海岸警备队海洋执法的经验,发现完善的海洋立法、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职责综合化是其成功的关键。整合我国渔业执法各方资源,创新南海渔业执法模式,切实提高我国南海执法水平,从而夯实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