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中缅泰交界多民族乐种的分类与分层研究——以傣、掸、布朗诸民族声乐乐种群落为例

在云南与东南亚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中缅泰交界地区的傣、泰、缅、佬及孟高棉语诸民族音乐及乐(歌)种的传播与分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研究课题具有的特殊性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体现在区域和国别文化因素交错并存、纵横叠立的语境下,作为研究对象的异源跨界族群音乐呈现出多样性的艺术风格特点和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区分不易的分布状况,由此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种难得的考察和分析样本,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交融的关系,由此显露出一些明确的跨地域性(区域性)特征,同时又因为受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国别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使这种“地域—跨地域(区域)”的分布格局愈加复杂化,使之成为可以在区域国别音乐研究论域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性话题。

胡风汉韵的激荡与融合——论魏晋北朝时期的河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剧烈动荡带来了河北地区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以汉族艺术为主导,其他民族艺术为辅助的创作新局面。首先,游侠文化在胡、汉之间盛行,该文化所具有的强健之风给当时的艺术创作带来影响。其次,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的异族文艺,以西域乐舞为代表的胡乐与中原雅乐开始激荡融合。而佛教的流行则使人们对生命中的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佛教的慈悲情怀慰藉着乱世中的心灵。总体而言,“力”与“悲”的张力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构成这个时代艺术最鲜明的审美风格。

传播学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传播学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运用传播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对揭示我国各民族音乐的历史及现状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从传播学的受众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三个方面,概述了传播学理论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影响及应用。还就少数民族音乐传播的三种途径,进行了分析。

渐入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西方艺术音乐

西方音乐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产生、发展中多种文化的复合体,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产物。西方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中关于文化的研究是一致的,都主张对文化解释。因此,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来看,西方音乐与民族音乐学已经有了交融,已进入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视野中。

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教育述评

高校开展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是透过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开拓音乐视野,深入了解民族音乐文化,从而实现音乐文化价值,其目的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本文通过对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的评述,论述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学科特色、模式特色、生源选拔特色和教学特色,说明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央民族大学发展的同时,其音乐价值观也随之植入学生的内心并得以确立。此案例可为高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份借鉴与参考。

中俄黑龙江流域跨境民族音乐文化交流探讨

中俄两国有着许多跨境民族,他们互相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音乐文化方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中俄跨境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交流的日益增多,两国跨境民族音乐文化彰显的浓郁的山林、河谷和渔猎文化特色备受瞩目,特别是作为中俄两国居住在黑龙江两岸跨境的达斡尔族音乐文化值得推广和传承。

中越京族民歌音乐形态比较研究

中国京族民歌主要流传在广西东兴江平镇京族三岛,其独唱或对唱中有30多种曲调,兼唱京语和汉语粤方言。越南京族民歌主要流传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北宁、河内、海防等地,有200余种曲调,以京语演唱,其最具代表性的有海防福礼社的情歌、北宁官贺民歌,以男女情歌对唱为主。受不同国家主流文化、国家政策、社会经济及语言导向的多方面影响,中越京族民歌的调式音列、旋律节拍、修饰润腔等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共性大于个性。京族民歌作为中越京族的文化传统,是这个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是族群认同的符号标记,在历史长河中承续和变更并存。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再认识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 :“人本主义”音乐价值观 ;世界音乐文化的构建 ;历史研究的途径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 ;以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 ;

理解与阐释 传承与发展——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述评

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于2017年12月1日至3日在南京艺术学院成功召开。本届年会融众多专家、中青年学者及青年学子的成果于一炉,其中有关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跨境族群/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音乐研究和区域民族音乐的个案研究属于本学术领域"理解与阐释"的层面,而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与传承及"一带一路"构想下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则是本领域"传承与发展"的层面,由此形成了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从观念到实践的两个维度。

乐舞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民族剧种的诞生和发展

云南是歌舞的海洋,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乐舞、乐歌在抒情表意的繁复发展中,一直到“演故事”发生,就走进了“戏剧家族”。云南民族剧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事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鼓励、推动下产生的中华戏剧家族中的新剧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边疆政治稳定及边疆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数字化采集、保护与推广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乐器资源丰富,存在传承的紧迫性。对此,需要我们通过全面深入的田野考察,对乐器选材、制作技艺、演奏进行数字化采集,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乐器的数字化保护要关注老一辈乐器制作者的挖掘和青年乐器制作者的帮扶鼓励;乐器的3D建模,是对乐器内部构造展示和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方式,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对民间艺人进行宣传推广,无疑是少数民族乐器传承保护的重要方法,也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全新视野之一;高校和博物馆应当与民间艺人加强合作,充分实现少数民族乐器资源的传承、推广与发展。

中国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隐喻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音乐学家开始研究纯音乐作品的叙事性。音乐没有语义性,用隐喻来表达具有语义性的内容,几乎是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唯一的表现方法。我国传统民族器乐作品中所采用的隐喻手法可总结为声音模拟、数字隐喻和文字隐喻三类。

区域国别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及其形态、时空、语境要素——以中国南方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为例

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在音乐艺术形态、社会文化形态及文化意义等方面的发展和变迁,始终伴随着不同层级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的形成、塑造和发展。中国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可分为地域性音乐符号、区域性音乐符号和国族性音乐符号等不同层级类型,这种区分以符号形态学和语义学分析为基础,并且在符号语义学的涵义层面,作为象征性和隐喻性音乐符号呈现出来。在研究思路上,区域国别学理论为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维度,文化圈和文化(特质)丛理论则给予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依据。本文以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为例,聚焦音乐符号学涵义层,结合形态标准、时空条件和语境要素几方面标准,对不同层级、类型的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展开讨论和分析。

杨民康的中国民族音乐学本土化实践与理论贡献

1980年后中国民族音乐学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与各领域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上积极推进民族音乐学本土化不无相关。杨民康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位自己培养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研究生,后又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哲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他从开始学问就建立了民族音乐学本土化的目标追求,并由家乡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起步,通过对象领域的不断拓展与理论研究的层层深入,主要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泛传统音乐)研究、音乐民族志与民族音乐学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他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平衡中西、古今学统,始终以开放、立体、多元、动态的眼光看待并解释不断变化着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特征的深层认知和对中西方多学科理论成果融会贯通与创造,提出了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多元分层一体化”“以仪式为中心”“以表演为经纬”“泛传统音乐”等概念,“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圈层丛”“蛋糕夹层”论说,有关仪式音乐民族志、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方法论,以及为将音乐与文化、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中国民族音乐学其他两个分支学科、与艺术学、与其他人文学科贯通的诸多尝试,为当下中国乃至世界民族音乐学学术体系提供了一份个性化的经验与启示。

中老跨界民族音乐概观——以苗-赫蒙、克木人(族)为例

老挝国内的族群复杂,虽然处于主体地位的佬泰族群的民间音乐受泰国民间音乐的影响颇深,但是拥有众多中老跨界民族的苗瑶等族群仍然保留着固有的民族音乐特色。从具备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意义的角度来看,中老跨界民族涉及10组对应关系。通过已有的中国、老挝和其他国家三方面的中老跨界民族音乐资料之间的关联比照,可以得出苗-赫蒙和克木人(族)等中老跨界民族音乐在中、老两国境内仍然保留着同根同源的音乐文化特征,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异的变化。中老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