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商法属性解释论

《民法典》第388条对功能主义担保立法模式的引入,使动产和权利统一担保体系具有了较为鲜明的商法属性。但囿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商事元素大多隐藏在民事规范之下,不得彰显。现行担保体系对商事担保的特殊性及商事交易实践需求不能及时作出回应,对商事交易实践造成影响。故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需通过法律适用在实质上实现一般化一体规制,特殊化区分规制的立场。对此,商法视角的引入极为必要。商事担保以效益优先为价值理念,以功能主义为底层逻辑,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更多的商事元素。利用区分原则,对担保体系中的民商事担保规范进行区分、整合,以形成担保体系“形式民商合一,实质统分结合”的体例。同时,商法思维的适用应兼顾商事规范的个性及民事规范的稳定,从而对动产和权利统一担保体系的商法属性作出回应,以期促进商事金融的发展创新。

论《民法典》背景下商事流质条款之解禁--合理性证成及解释论建构

我国担保立法历来不承认流质条款的效力,此种禁令式立法反映了大陆法系传统法理在公平和效率价值间的权衡。《民法典》采纳“转换法理”缓和了对流质的全面禁止,但禁令的立法目的在商事领域的适用性仍然存疑,现行规定难以适配商事流质的特殊需求,可能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例下产生不当的体系效应。为进一步解禁商事流质条款,建议对《民法典》第401条和428条进行目的论限缩,通过解释论将符合特定条件的商事流质情形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

地方立法准备阶段民商事习惯调查研究

地方立法准备阶段是关乎地方立法质量的最关键环节,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应重视完善地方立法准备阶段。立项和起草是地方立法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两项工作,调查研究是其重点,但目前地方立法准备阶段调查研究工作仍存在调研主体力量不足、调研对象范围小、调研内容质量不高和调研方法不够科学等四个方面的问题。通过重新厘清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定位,以及对地方民商事习惯调查进行可行性分析,可以发现组织地方民商事习惯调查是解决目前地方立法准备阶段调查研究工作不足的理想途径。地方民商事习惯调查工作的具体展开,需要遵循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依法调查、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吸收法学院校师生参与,将调查结果编为地方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书及时公布。

中国究竟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兼谈民法典中如何处理与商法的关系

民法典不是一种简单的文本设计,而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是抽象提炼的一些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体的带有基础性的普适性规则。民法典的编纂与其说是一种重大立法活动,毋宁说是一种重大的国家政治行为。民法典制定的目的不应是单纯地为了填补法律体系上的缺失,更重要的应是利用民法典自身的丰厚文化意蕴和强大辐射功能,提振中国的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民法典的制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和法律价值作支撑。民法典应是公民权利的圣经,是公民基本行为的路引与航标,是一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体现和升华,是国家现代法治的主要载体。民法典的内容应以基本性、人本性、普遍性、典型性、重大性、稳定性和代表性作为设定条件。民法与商法的基本分工是: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是市场经济的前置性法律;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民法典编纂的技术路径选择上,基于节约立法成本和考虑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与其草率冒进地制定一部全新的民法典,不如在充分总结《民法通则》适用经验的基础上,对既有的较为成熟的《民法通则》进行扩充、改造和升级,将民法典打造成《民法通则》的升级版或2.0版。

商法通则:中国商事立法的应然选择(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通则》建议稿)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均非商事立法的最佳选择,我国现行商事立法及商事司法的缺陷催生商法通则的制定。商法通则系一种超越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新的商事立法模式。《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的成功经验表明,制定一部商法通则,必将是我国既立足现实又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商法通则并不取代民法在私法中的一般地位;商法通则统帅商事单行法;商法通则不追求形式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通则》建议稿共分11章、103条。

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

作为制定民法典的第一个步骤,我国已启动了民法总则的制定。民法总则是统领整个民法典并且普遍适用于民商法各个部分的基本规则。在民法总则制定中,应该以现有的民法通则为基础,充分处理好继承、创新的问题。以法律关系为主线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以此为中心,民法总则的内容将更富有体系性和逻辑性。在体例上,民法总则应采民商合一进行整体设计和构建,进而实现民法作为私法基本法的价值理念。

美丽中国理念下我国湿地立法研究

湿地在构建美丽中国中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美学、科研和教育价值,而我国湿地现状不容乐观,迫切需要立法保护。本文在对我国湿地立法状况和国外部分国家湿地保护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湿地立法的相关建议。

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模式悖论——基于商法规范如何安排的视角

在民法典立法中,商事法律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民法典立法的成败,甚至影响中国法治进程、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民事立法模式既非民商分立也非民商合一,在民法典立法思路上坚持民商合一的模式,却选择民商分立模式下的民法典作为范本,在逻辑上存在悖论。民法典立法不是要适当增加商法规则,而是要根据商事活动的需要,实现民法与商法的体系化,这完全是因为商法规则的特殊性决定的。民法典应该具有开放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

民商事法律体系化及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商事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的法制目标。然而,由于受改革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且缺乏科学的立法规划,我国现行民商事法律在观念上和制度上都存在着不协调甚至冲突等体系性缺失问题。实现民商事法律体系化应当摆脱单行法或部门民商法的思路,按照"科学立法"的要求,认真做好立法规划,加快民法典的立法进程,通过民法法典化实现民商事法律体系化。

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民商法典的启示

人格与主体资格及主体身份密切相关,人格权乃重要的主体权利。罗马法虽然没有人格权之说,但有人格权之内容,且对后来的民法典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对《法国民法典》影响巨大。《法国民法典》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采取了整体的人格权观点,法典在立法技术上采取概括的人格权保护方式;随社会的发展,新的人格权能不断被吸纳进去,故未产生一般人格权制度。而《德国民法典》受实证主义和康德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的影响,坚信法定人格权观点,法典采取列举式人格权保护,在后来的发展中显现出明显的不足。其后,在法理学的发展下,借助判例确立了一般人格权制度,且对德国族民法典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也对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将为我国民商立法带来一些启示,不仅可以增强我国确立该制度的主动性,而且从立法技巧上,可以将传统人格权置于人身权之中,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人身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制度。

中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几个问题

针对当前电子商务立法方面存在的模糊认识，提出了个人意见；同时，从分析电子商务的特点出发。对中国电子商务的立法作出了探讨。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理论质疑

民法典总则的制定体例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依据在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精神理念、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均不相同,两种法律关系的异质性决定了不能制定一部调整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民法典总则。民法典的固有功能在于规范市民社会关系,民商合一体例将民法典的调整功能扩展到合理性范围之外,是对于私法立法发展趋势的误判,在实践中没有成功先例。民法只能在自有逻辑和制度功能范围内回应商事领域的变化,无力指导商事特别法。商法规则进入民法总则会带来逻辑混乱和功能错位,因此,按照纯化的民法逻辑来构造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和体系是理性选择。

制定中国民法典财产继承编的思考与建议

本文主要介绍作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继承编的立法设计方案。首先 ,本文阐述了财产继承制度在民事法律规范中的地位和继承法律制度的立法体例。其次 ,本文详细地提出了继承编的“通则”“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和“遗产的处理”方面的具体立法建议。

寻找现代《民法典》: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立法进程

改革前中国与俄罗斯具有相类似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20世纪80—90年代,两国先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俄罗斯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着手制定民法典,历经十几年,完成一部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民法典》,而中国至今仍未形成民法典。文章着重分析了中俄两国在寻找现代《民法典》的进程中的不同特点,以及俄罗斯的民法法典化进程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合一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进入实质阶段,使得我国的民商事立法体系必须作出重大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从当前存在的商事立法模式优劣分析的基础上,从我国经济发展、立法传统、与现存法律体系协调融合等角度考虑,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合一立法模式。

民法典背景下家庭农场商事单行立法的必要与制度构造

《民法典》的"民法总则"中有名民商事主体的类型罗列没有出现"家庭农场"这一主体类型表述。对家庭农场的民法承认,无法在法典条文中找到直接对应。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之具体规则只能留待商事特别法解决。基于"商主体法定"原则,落实对家庭农场的商事单行立法,既能固化我国家庭农场"生产家庭化与经营商业化"的历史积淀和发展基础,又能解决现实制度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家庭农场市场准入门槛不一、身份识别模糊、管理服务和救济不足"的实践困境。将家庭农场纳入国家制度化轨道,可参照《个体工商户条例》的立法路径,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进行《家庭农场条例》的实体立法。家庭农场宜与合伙农场、公司农场进行主体区分,回应家庭农场"生产的家庭化""经营的商业化"特征,进行"产权、登记、雇佣、农地使用、金融支持、政府监管"方面的制度构造。

民航气象服务产品化:趋势、边界及法治保障

产品化是当今世界民航气象服务发展的重要趋势,究其根源就在于民航业的发展对民航气象服务提出了更多更高要求,民航气象利益诉求日益多元,气象服务模式日益商业化,气象服务方式更加主动化。我国民航气象产品化程度较低,民航气象商品市场尚未有效形成,民航气象业规模非常有限。走产品化、市场化、商品化之路是民航气象服务发展的必由之路,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民航气象服务必须产品化,进行民航气象服务创新和产品研发是我国民航气象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选择。当然,民航气象服务产品化更多的是一种发展趋势、改革理念,通过产品化的发展路径促进我国民航气象业的发展,绝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公共性的民航气象服务全部转化为商业性的气象服务,民航气象服务产品化有一定的限度。促进和保障我国民航气象服务产品化,要拓展民航气象法的调整范围,公益气象与有偿气象并举;要引入合理的民航气象服务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民航气象准入和许可制度;要完善民航气象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民航气象服务质量评估办法。

清末商事立法评析

商事立法是清末修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了清政府"参酌中西"、"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指导方针,是外国商事法律与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混合物。商事法律的修订,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事法律近代化的历程,为中国近代商事立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的商事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修律过程中存在的照抄照搬西方法律、超前于中国现实的缺陷和不足,则为我们今天移植外国法律提供了教训。

日本涉外民事管辖权立法的新发展及其启示——兼评中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2011年5月2日公布并于2012年4月1日生效的日本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新法,对日本法院行使涉外民事管辖权的各种依据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该法既对日本有关涉外民事管辖权的判例法进行归纳总结予以法典化,同时还因应时代发展有较大创新。日本的涉外民事管辖权新法也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修订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我国应该树立将涉外民事管辖权规定和国内民事管辖权规定相区分的观念,参照日本新法的规定并结合我国过去的司法实践,对涉外民事管辖权进行相对独立的立法,进一步完善其内容和结构,加强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规定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

试论我国商法立法形式的选择

关于我国商法立法形式的探讨学术界主要存在“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代表观点。笔者认为 ,商法是与每个国家自己的法律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的法律部门 ,我国应以大陆法系法文化为背景 ,结合我国特有的法律文化传统 ,在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商法立法形式的要求基础上 ,选择将民、商事一些共同原则和内容纳入民法典统一编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