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相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剧人眼中的话剧观众——以报刊为讨论中心

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的急剧调整,使戏剧实践更趋向于迎合大众的感官享受、娱乐游戏等需求,导致戏剧文学边缘化,观众的精神结构随之呈现扁平化、单向度特征,深度审美与价值认知有所淡化。通过考察报刊中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剧人对话剧观众的看法,可还原当时观众与戏剧的关系动态。其时,剧人普遍认同“无观众,不戏剧”的观点,观众观演的习惯、动机和方式也得到关注和探讨,呈现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性之特点。戏剧创作取向上,存在迎合或培育观众两类目标。而作为剧作家及戏剧教育家的熊佛西则提出综合策略,强调创作者应同时关注市场需求与艺术深度,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这些历史观点及其生成语境的探讨对重新审视当代戏剧创排和演出管理提供了经验参照。

苏区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实践——以中央苏区戏剧为重点研究

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苏区军民在进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大力发展文艺事业,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大背景下,苏区文艺承担了使命担当。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团结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从苏区实际情况出发,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立足创新,开展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活动,在实践中创作出了一大批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在这场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中央苏区戏剧尤其彰显了历史的革命风采,既鼓舞了士气、积蓄了战斗的力量,又在舆论宣传方面扩大了影响。苏区革命文艺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其文艺价值是深远的。

雷多公路上的监守自盗案

二战时期美国海外军事检察系统和法庭就如何进行刑事调查和判决公布一个案例,完整地介绍了在理想状态下,一个比较严谨的司法系统就对什么是证据、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去获取和证实,以及如何呈递给法庭这些运作过程。该案件的理想之处在于法庭认为仅凭当事人的供述、被害人信息和物证不能作为法庭判决依据,而必须证实三者之间具有联系,尤其是失主和失物具有从属关系才能保证不出现错判、漏判。

华南抗战中心在韶关的形成与粤北抗战

1938年,日军突袭大亚湾,广州沦陷。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驻韶关,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积极支持抗战并开展抗战宣传,韶关一时成为华南抗战中心。1939年4月至1945年初,民国广东军事当局组织了对日作战的夏秋攻势和三次韶关战役,由于国民政府的不彻底抗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华南战局,但韶关作为华南抗战中心的地位却逐步得到凸显。

抗战时期我国华北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关联性——以日军的侵略政策为线索

二战期间华北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关联性,是可以从日方侵略政策的角度得到论证与阐释的。即日本在太平洋以英美为主要对象的南进政策,与在华北以中共为主要对象的侵略政策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有机的联系。虽然在日本战败时很多重要文件已被销毁,但我们仍能从相关文献中考证其具体实情。当时日军为配合'南进',曾对中国战场的行动方针进行过重大调整。而华北日军则早在1940年底便提前开始了政策研究。然而这些政策却因'南进'的受挫、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而在1942年以后逐渐走向了被动,并最终归于失败。

民国时期的文化产业——剧场观念与剧场演出

民国时期,随着新的学科观念的传入,"戏剧学"在学科建构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剧场演出作为戏剧学中重要的一环,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产业中也大放异彩。受到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戏剧的组织管理与剧场演出,并逐渐形成了民国时期特有的"剧场观念"。这种观念表明研究者认识到剧场演出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为戏剧产业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剧场的大剧院时代

本文就近20年来中国大剧院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回顾了其发展历程,研究了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因素,以及存在的若干问题。

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初步实施与中国抗日战场

美国在北非地中海开始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并取得成功,与中国所付出的战略代价和所作的战略支持密不可分。这期间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没有减低,反而因盟国战略投入的不足而战略责任更加艰巨。中国战场的保持仍然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基本前提之一。

中国战区各受降区史实疑误及辨析

中国是对日受降第二大国，在中国（东三省除外）、越南北部、台湾与澎湖列岛之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十方面军、第三十八军、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五大单位向中国战区投降，投降官兵131．6万占海外日本陆海军的40％。文章全面梳理中国战区16个地区的受降行动，对资料中有关受降区的名称、受降方式、受降日军单位与人数等问题进行了辨析与订正。

从悉尼歌剧院论到北京国家大剧院

对悉尼歌剧院做了现场详细观察，认为该剧院是一座成功的港口雕塑，其构造方式与建筑设计意图珠联璧合。由保罗·安德鲁拟议的北京中国大剧院不可能成为建筑艺术品，其椭球形穹窿结构设计全无新意，而制作则极度困难，其他方面也困难重重。安德鲁“割断历史”的意愿绝不可取。

民国北京戏剧与近代西方商业戏剧发展比较研究

近代商业戏剧发展高潮在东西方均有发生。西方传统戏剧强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到较为成熟的商业戏剧发展阶段,主导了近代以来戏剧发展的潮流。同时,北京戏剧集上千年戏剧文化传统之大成,在清末民国时期也达至商业戏剧的高峰。在共时态内,北京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西方戏剧中心存在着大量商业戏剧的同质性,但也有诸多的异质性差异。比较分析发现,民国北京戏剧市场仍旧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我国戏剧表演观念的形成与拓展

我国戏剧表演在众多表演工作者和理论家的不断研究与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观念。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和接受,表演观念呈现出以写实表演为发展主流、戏曲表演为发展特色、多样化表演为发展趋势的特点。戏剧的核心是表演艺术,而演员的表演受到表演观念的支配,并影响演员的表演创作实践。为了适应发展着的表演观念,强调演员的表演技巧,让演员掌握多样化的表演观念,必须注重与观众的交流。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形成

中国抗日战争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也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战场与苏联战场、太平洋战场相互支持格局的形成,从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浅议我国剧场建筑的标志性

本文探讨我国剧场的标志性问题,在梳理标志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影响我国标志性剧场的若干因素,进而针对标志性剧场的诸多类型作出说明,指出其作为建筑本体与城市角色的双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

江靖宇与华东战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创建发展

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江靖宇先后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政委兼副团长、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兼政委、华东军区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兼政委,领导军官团的管理干部,对华东战场被俘的国民党军将校级军官,执行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采用管理、宽待、教育并施,攻心为上的方法,转变了多数高级军官战俘的立场。他们被释放时,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回到国民党军队,以后在策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直至覆灭做出了贡献。同时,军官团的实践,丰富了我党我军俘虏政策成功的经验。

滇缅抗战与安徽三杰的爱国精神

安徽三杰是指戴安澜、孙立人和卫立煌这三位在滇缅抗战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安徽籍爱国将领。戴安澜将军以英勇顽强的同古之战而名垂青史,缅北撤退展现出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孙立人将军以仁安羌战役赢得国际声誉,印度撤退展现出国际合作的互助精神;卫立煌将军以滇西反攻战立下赫赫战功,统筹指挥滇缅抗战展现出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安徽三杰是滇缅抗战爱国将领的楷模。

实践舆论学的批判性建构论纲

基于历史与现实等多重缘由,中国舆论监督呈现出显著的充满独异性的剧场政治特性。政府、媒体、记者、普通社会成员等,均未成长发育为理论舆论监督学意义上恰当的主体,随机变形、多重身份自认等普遍存在,乃至于舆论监督公共想象充满戏剧性。建构适合于中国政体/社会剧场需要的"实践舆论学",以充分的实践感面对实践形态的舆论社会现象,承认"实践的增量"的社会发展价值,并以"经权学"的品质与气度辩证迎遇现实的社会急迫性,或者可以成为重要的解放之途。

20世纪初中国乌托邦小说中的庆典想象

庆典想象在20世纪初中国的乌托邦小说中频繁出现,承载着作家的政治信仰与文学观念,象征着完美的秩序与典范的国家形象。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下,作为药引的庆典时常自然地消融于现实中,想象的重心就此转移到道路探索上,但庆典作为政治象征的意义并未被减弱。在庆典想象中,国家走向公众化与戏剧化,随后,这个想象中的剧场国家又在世界即舞台观念的影响下走向现实,与乌托邦有关的文学因此成为一种行动。

媒体视角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译者形象

国民政府军委外事局曾招考、选调了数千译员服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本研究通过检索1941~1945年中国国民党机关报刊登的该局译员招考启事和相关报道,梳理了译员履职条件和薪酬待遇情况两大历时变化最为显著的要素,刻画了外事局塑造的译者形象,并结合译者自传、回忆录考察了译者自塑形象。研究发现,译者自我评价的艰辛形象与外事局塑造的光鲜形象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有望为译者形象研究提供新思路并充实抗战时期翻译研究。

1912—1937年北京戏剧税捐研究

民国北京戏剧税捐在沿袭清末税制的基础上不断演进,形成了等级有别的多种税捐方式,并在北京近代都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努力探索着适应近代社会变迁的税捐体系。在这一历史时期,北京戏剧税捐表现出税种化繁为简、征税标准日渐完善等进步性特征,同时也存在捐率不断提高、税捐管理严苛等时代性弊象。这些特质体现出近代化进程中北京戏剧税制变迁的探索性与过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