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英雄的道德光环与悲剧结局——论中国古代战争小说的英雄崇拜意识

英雄崇拜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 ,但每一个民族基于各自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意识 ,又有不同的英雄崇拜标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对于英雄的崇拜不仅仅是崇智和崇力 ,更注重英雄的伦理道德标准。由于过分强调英雄的道德修养 ,同时又无以调和高尚的道德理想与严酷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使英雄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

历史悲剧和革命寓言:20世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接受和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正值最苦痛最富悲剧意识也是最革命最具艰难抉择的历史时期。由于革命的拯救和思想启蒙的需要,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将理论的焦点凝结在悲剧的身上。在面临着自己的现代性悲剧困境的情形下,他们迅速与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对拍,形成了现代中国特有的悲剧观念和悲剧精神,并在文学表达上寻找着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悲剧性体验和反应。

灵犀一点情无限 蓬山万重梦难圆——论中国古代爱情诗的缺憾美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然而,在我国“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时代,爱情从未获得过应有的地位,反映爱情的诗歌也因此受压抑被扭曲。“男弱女强”的爱情模式,“男子作闺音”的主体错位,“好梦难圆”的悲剧情结,这些独有的特征为我国古代爱情诗带来一种特有的缺憾美。

论中国近代悲剧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

中国近代悲剧精神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土壤,具有忧患意识、抗争意识及深切的痛苦体验等特征,它在近代文学中具体表现为:作为一种戏剧类型的悲剧得到明确提倡,传统叙事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被突破,英雄悲剧及其崇高性特征得以充分展现。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悲剧精神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表征。

中西方戏剧悲剧结局的哲学分析

悲剧是中西方文化中的重要艺术样式,以其强烈的情感震撼和深刻的思想意蕴而打动观众,但是中西方对悲剧的理解以及呈现方式却大有不同,特别是在悲剧结局的设计上。西方式悲剧结局往往是彻底的毁灭,中国式悲剧却往往有着“小团圆”式的结局,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对悲剧哲学观念的不同。

李大钊《青春》考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期间曾入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在留学的特定情景下写下名篇《青春》,刊于《新青年》杂志。《青春》一文因其哲学内涵而被后来的研究者所关注,但该文更体现了“悲壮之精神”。李大钊继承了茅原华山作品《悲壮之精神》的“空间”“绝对”因素,同时文中拉凯尔一人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问题,经研究发现,该人为德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弗里德里希·吕克特。《青春》一文借鉴了《惜春杂话》中若干因素,如“不负青春”“人生即美术”“世人皆有失乐园”的表述。本文详细比较了两文,找出了《青春》对原作的参照与借鉴。《青春》一文又体现了相当的哲学内涵,其思想源可以追溯到《庄子》,如“相对观”等。《青春》论述重点在于创造出能够摆脱历史和传统束缚的变革主体——青年。为此,不仅要继承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还要思考如何改造。

略论我国古代诗词的悲剧意识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词历经时间的洗礼,至今仍然散发出夺目的光华,其内中浓郁的悲剧意识的底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由。本文以唐宋以前的中国古代诗词为案例,认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悲剧意识主要有“姻缘之苦”、“别离之愁”和“亡国之恨”三种样态。

宗教·文学·人生——从《春桃》到《棋王》

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 ,许多作家常常以文学为本体从宗教中汲取有益因素创造出理想化的艺术生命形式 ,这种生命形式 ,折射出人类心灵中最深广的旨趣和最宏远的追求 。

中西古典悲剧精神的差异性分析

在命运观上,中国重伦理功用,常著"乐天之色彩",而西方重认识,常著原罪的"审美性";在自我认识观上,中国重克己的和谐,显得悲苦凄怨,而西方重扬己的冲突,显得悲壮崇高;在社会观上,中国重命运形而上的解脱,而西方重社会形式本身的批判。造成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各自所赖以产生发展的文化语境。

论三大类型中西古典悲剧的差异性

对中西古典悲剧的三大类型 (即命运型、性格型、社会型 )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中西民族存在着悲剧观念的根本性差异 :在命运观上 ,中国重伦理功用 ,常著“乐天之色彩” ,而西方重认识 ,常著原罪的“审美性” ;在自我认识观上 ,中国重克己的和谐 ,显得悲苦凄怨 ,而西方重扬己的冲突 ,显得悲壮崇高 ;在社会观上 ,中国重命运形而上的解脱 ,而西方重社会形式本身的批判。造成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各自所赖以产生发展的文化语境。

理论旅行与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以中国现代悲剧观为例

本文以中国现代悲剧观的特点与成因为例,探讨理论旅行过程中出现的“误读”与“变异”如何影响在地文化对自身特殊文学现象的解读与定位。中国现代悲剧观本身即是“创造性误读”的产物,它表面上承袭了西方叙述模式,实际上却在20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被不断修正,以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生存环境与发展要求。海外汉学界的一些现有研究对这一事实的定势解读脱离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具体历史进程的实际,从而落入“强制阐释”的学理窠臼。

论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悲剧意识的生成

在近代尚力思潮与西方悲剧思想的共同作用下,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积极编演时事,上演了大量的志士剧。这些作品以触目惊心的死亡召唤悲剧情怀,建构出一条肉身承道——无论所承之道是革命思想还是社会批判——的路径。新潮演剧中的悲剧意识,上承自近代传奇杂剧中的文天祥投海明志,后启北大周瑞琦投水“以作诸君之气”的学生运动,更是与鲁迅提倡的摩罗诗人“自啮其身,终以陨巅”形成对话。此期新潮演剧在作用于社会的同时,也促发了惨剧向悲剧的转型。

悲剧现实主义

“悲剧现实主义”由埃里希·奥尔巴赫提出,总结了他对“模仿”以及语文学的理解。奥尔巴赫主要使用悲剧现实主义来描述19世纪小说的智识要求,但这一概念所反映的正是19世纪现代性在法国大革命后对维系及探查世界的激进历史性的迫切需求。因此,奥尔巴赫在《模仿论》(1946)中强调了对日常生活的重点关注。奥尔巴赫于1941至1942年间在伊斯坦布尔的演说中对现实主义的阐释体现了悲剧现实主义早已主导他的思维:“悲剧”意味着现代现实主义包含希腊悲剧的睿智。同希腊悲剧一样,现代现实主义介入了世界的激进历史性,而民主的概念体系正是通过这一历史性得到商榷。鉴于此,本文聚焦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的演说,探讨悲剧现实主义的三个层面。此三个层面奥尔巴赫皆有谈及,但未曾得到深层解释:第一,悲剧现实主义是一种用作解释历史的灾难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为证明;第二,19世纪英语小说乃一种迂回的现实主义;第三,影视在20世纪成为现实主义的载体。这三个层面勾勒出悲剧现实主义的隐性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对《模仿论》进行了补充,而且指向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理论。

中国悲剧人文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项研究

悲剧人文主义是近年来特里·伊格尔顿着重阐发的一个理论概念,本文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而言,审美现代主义的核心要素是悲剧人文主义的建构。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审美现代性的情感结构始终是一个矛盾而充满张力的概念。本文从中国美学有没有悲剧观念这个理论难题入手,以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和思想为立论的基础,从悲剧人文主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情感结构和历史逻辑,悲剧人文主义与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和论述了中国悲剧观念的基本内涵、呈现方式,以及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本文认为,以中国审美经验为基础的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研究,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