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中华商会研究:回顾与思考

南洋中华商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南洋华人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曾经与国内政府及商会有着密切互动,后来虽专注于在地化的商人整合,与国内一度有所隔离,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跨越国界,在推动东亚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华商网络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南洋中华商会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中国商会史更为完整,而且由此角度观察东南亚华人社会及东亚华人经济圈的整合,在此全球化时代更具独特的学术及现实价值。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也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但现有研究或以国别为界,或分离近代与当下,整体及纵向脉络尚不清晰,中华商会与华商网络、华人社会及全球化之关系也需要更宏观的审视。鉴于此,更需深入发掘史料,纵横比较,贯通近代与现在,沟通商会与社会,在整体性探讨、视角和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解析于学术及现实都有价值的真问题。

晚清时期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角色定位及其实践

论文聚焦于晚清南洋各埠中华商会的创办及其在保障当地华人华商权益、增进海内外同胞沟通与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章程文书和案例两个视角剖析南洋中华商会的角色定位。20世纪初,清政府倡导创办商会,南洋各埠华商积极响应。由于清政府在海外的护侨保侨作用有限,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海外华人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不仅是商业联合组织,更是维护海外华侨权益、增进海内外同胞交流的重要支柱。早期中华商会的一系列努力奠定了其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的影响与地位,并延续至今。

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商会研究——以越南、柬埔寨及印尼中国商会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企业开始陆续走出国门到国外投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加强企业之间以及与国内政府、企业所在国的政府机构及当地企业的联系,中国企业在世界各投资国自发地陆续成立了中国商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各国的中国商会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文章以越南、柬埔寨及印尼中国商会为例,分析了东南亚国家中国商会产生的背景、成立目的、服务对象、组织架构与主要活动,并通过与中华总商会进行比较,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1963年新加坡对日不合作运动

二战后英国出于冷战的考量和为了换取日本在其东南亚殖民地的财产,在旧金山媾和时放弃了其东南亚殖民地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使得1962年初因发现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被屠杀的华人遗骸而引发的对日追讨血债的行动困难重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日本政府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发动了对日不合作运动,公布了14项实施办法。此运动的发动及其影响,使日方深切地感受到新加坡在其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并成为《日本国与新加坡共和国之间1967年9月21日协定》顺利签订的主要原因之一。

21世纪前期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特点评析

21世纪前期的华侨华人社团,不但数量增长快,经济功能凸显,与中国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由于近40年大量中国新移民涌向国外,商会和同乡会社团成为新移民互助和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平台,也是他们最热衷成立的社团组织。社团之间联合的态势虽初步形成,但还需更快整合,才能有效维护华人的共同权益。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世纪早期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与西文簿记案

20世纪上半叶是亚洲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也是海外华侨华人探寻自我生存模式的过程。1909年始,菲律宾华商因政府要求采用西文簿记,在马尼拉中华商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历时长久、声势浩大的"西文簿记案"抗争运动,以维护和争取华侨华人权益。这场"簿记案"抗争运动历时27年,充满冲突与妥协,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菲律宾马尼拉、怡朗、宿务等地中华商会得以快速成长,逐渐成为菲华社会的领导团体和组织中心。在长期的交涉和抗争中,华商积累了丰富的海外生存经验,实现了自我调整,并逐步适应乃至融入居住地社会。

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以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为例

在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中,中国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会在民间推动、政府默许下先则与美国使领直接交涉,继则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最终又在民众日益激进、政府劝导停止、美方威胁分化并作有限让步情况下结束抵制运动。这一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

近代在华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中国经济调查研究

近代以来,日本官方与民间团体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大量的调查活动,日本商业会议所就是披着“合法”经济团体外衣“秘密”收集中国经济情报的重要组织。从日本政府解密的档案资料及商业会议所出版的日文刊物可以看出,各类经济调查是在华日本商业会议所日常最重要的活动。它们收集这些资料并据此提出诸多建议,为日本工商业者及企业提供经济情报,助力其拓展经贸。尤其是一些标注为“秘”或“机密”的调查资料,被秘密上报给日本政府与军部后,为其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美国华人商会对促进中美关系的作用与效应分析

中美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虽已达成战略共识,但基于中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等现实差异,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任务依旧复杂艰巨。纵观美国华人商会的发展历史轨迹,其在团结和凝聚华人华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促进中美友好合作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它也将进一步从经济和民意视角丰富中美新型关系建构的思维和路径。文章探究美国华人商会法律界定,系统分析其类型属性、发展轨迹,进一步探讨其价值主张和功能延伸,研究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华人商会可在人文往来、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一带一路"等领域,架设多维桥梁纽带,体现其经济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双重渠道效应,助力中美关系大格局。最后,提出发挥渠道效应的具体突破口和举措建议。

论菲华商联总会的成立及其功能

作为菲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 ,商总为菲华社会与菲律宾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着重介绍了商总成立的背景、经过以及商总服务菲华社会并积极促进菲华融入主流社会的情况 ,藉此让我们了解商总发端与发展的历史 ,并加深我们对菲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中法身税交涉看近代旅越闽粤商帮的利益诉求与历史演变

人头税作为王朝国家的财政收入之一,起源甚早。越南历代王朝也征收人头税,称“身税”。在朝贡体制之下,越南王朝尊重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宽免旅越华民身税。19世纪中叶,法国在越南建立殖民政权。人头税作为法国本土财政的主要直接税种,也在越南普遍实施。闽粤商民成为缴纳身税及其附加税的重要对象后,身税成为近代中法外交斡旋的主要话题。清政府通过中法条约中声明的“最惠国待遇”进行利益诉求,国民政府也利用修约机会以革除身税。在此过程中,闽粤商民深化了对身税问题的认知。他们将传统帮群整合为新式商会,并与中华总商会等全国性组织及原乡商会互相声援,共同反抗身税征收。

菲华商联总会“捐建农村校舍运动”述评——社会资本角度的诠释

战后初期,华菲冲突剧烈,为改善华菲关系,华社积极为主流社会提供各种公益性服务,其中,商总发起与承担的“捐建农村校舍运动”成效最为卓著。经过40多年的努力,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华社及主流社会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为华社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对华菲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0年代香港华人商会的政治分析——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与香港工业总会为个案

香港自1920年代起陆续建立自己的工业,经历二次大战,大批的内地工业家来到香港。到了1960年代,香港政府大力推动工业化政策,为了制衡本地华人厂商组织的影响,催生了香港工业总会。本文讨论了香港政府对华人商会的统治政策,并以1960年代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为个案,分析政府与商会之间的磨合关系。在讨论政府如何驾御华人商会的同时,分析香港厂商所作出的反应,其中将特别指出沪籍和粤籍厂商对政府的不同态度。

冯平山的图书馆事业贡献与景堂图书馆历史档案的价值

为进一步推动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图书馆的研究,弘扬华人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文章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阐述香港侨领冯平山(1860-1931)的生平事迹和社会贡献,分析冯平山创办新会景堂图书馆、香港中华总商会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目的、过程及其历史影响,探讨《近代图书馆档案汇编·景堂图书馆卷》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委内瑞拉的中华会馆与华人商会

委内瑞拉民惠总局与麻埠中华会馆成立后,各省(州)中华会馆先后出现。到新移民时代,委内瑞拉华侨华人继承了建设中华会馆的传统,同时陆续建立商会。会馆与商会间,大略上存在“职能分开型”“职能合并型”以及“一身二任型”(会馆/商会)三种关系形式,从不同角度扶持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发展,维护他们的权益,同时保持与当地民族和政府部门的正常关系。

虞和平与中国社团史研究

虞和平是较早对中国社团史研究投入关注的国内学者,其在社团史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且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尤体现在商会行会史领域。主要表现在:一、具有极其敏锐的问题意识,敢于挑战传统学术观点;二、引入现代化研究范式,推进社团史研究的深入;三、倡导新的研究视角与多学科理论研究方法,拓宽社团史研究的视域。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令人仰慕,值得我们很好地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