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ed on Andre Lefevere＇s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In Andre Lefevere＇s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he has compar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radition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he views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raditions, which has shed much light on extending the horizo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However, some of his points put forward in the article need a further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has a few doubts about the essay and offers her own different opinions.

再释“在所”

汉译佛经中,经常见到“在所V”和“在所N”两种结构。“在所V”应分析为“在/所V”,可理解为“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表“任凭”,是“自在”的省缩;“在所N”应分析为“在所/N”,可理解为“任何N”,N一般为表方所的名词。“在所”的成词是在“在所V处”这一结构中完成的:汉语的“在所V处”原本是介词“在”与方所宾语组合,因常用来翻译梵语表方所的关系小句,获得了任指义,由于“所”字功能的变化,加之四字格和双音化影响,“在/所V处”发生了重新分析,成为“在所/V处”,“在所”就成为一个主要修饰方所成分、表任指的词。“在在”则是对原典语言仿译,“在”也是来自表方所的“在”。

历史观与汉语史研究方法的有机统一——《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评介

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近百年间,学界在汉译佛经对汉语发展的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佛经作为汉语史口语语料库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进入新世纪,汉译佛经的语言价值被深入发掘,诸多成果为研究打开了新视野。黄娜、石彦霞博士出于对译经研究的共同志趣,撰就了《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此书整合了历史观念与汉语史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了疑问句,描写了外来成分、文言、白话以及不规范成分,得出了可信的结论。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

试说翻译佛经新词新义的产生理据

关于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关系,是近年来佛经语言研究者时常谈论的问题。本文分析“形骂、仁、卧出、哀音”等词的产生过程,从而说明译经新词新义的产生与中土文献息息相关:佛典新词往往运用汉语固有词语或语素构成;佛典新义新用法往往是汉语固有词语含义的引申或扩展; 某些新词往往是汉语固有词语的充分运用。早期汉文佛典在研究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只是中古文献语料的一部分,不应过分夸大其影响,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简论汉译佛典之“譬喻”文体

在汉译佛典中,"譬喻"虽有多种含义,但作为一种重要而独立的叙事文体,其性质则相当于中土固有的寓言,且具有独特的文体表现:如从组织结构言,可分成原始例证型、独立完整型和变化复合型;从故事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看,则有一一对应、一多对应、多一对应、双重并列及多重对应等关系;从寓象与寓意关系的生成机制看,则主要表现为相似联想、对比联想、接近联想和关系联想。

代用与省略——论历史句法中的缩约方式

本文以两种同经异译为例,讨论汉语历史句法中的缩约方式。缩约作为一种经济的句法手段,主要采用“代用和“省略”两种方式,代用有“数字概括”和“代词指代”,省略则有“简单省略”和“复杂省略”。历史句法中的伸缩变换值得深入研究,但这种动态现象无法通过内省感知,同经异译材料或许可以稍稍弥补这一缺憾。

论《四十二章经》译文的历史经典性

《四十二章经》作为今存最早的佛经汉语译本,以往的对其研究主要是文献梳理和材料比对的分析和判断,没有能够真正从翻译各要素、翻译过程合作和作为两种语言文化初始接触的特殊历史语境去思考问题,因而产生了诸多不确定的模糊认识和推测,甚至由于后来的任意添加文字,导致否定其历史的存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四十二章经》译者、翻译目的和翻译方式的追问,对于其文本形式、内容和两种最主要的不同版本的语篇分析比较,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它的翻译译写特征,并由此梳理和勾勒出佛经汉译历史上最初一段从《四十二章经》到支谦《法句经序》所总结的以译写策略为主的译经发展轨迹。显明了《四十二章经》译文的历史经典性和不断历史经典化现象。这对于重新理解我国佛教史、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以及翻译理论体系演变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略论汉文佛典异译在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以“小品般若”汉文异译为例

本文以“小品般若”汉文异译为例 ,简要论述汉文佛典异译在汉语词汇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因为汉文佛典异译数量丰富 ,且具有历时层次 ,所以不但可以借助佛典异译意同文异的特点来考订词语 。

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汉译佛典之“论议经”及其影响

作为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之一的"论议经",其文体性质具有双重性:一曰动态性,既用于实际的论辩活动,又结合于具体的伎艺表演;二曰静态性,即形成了内容各异的经典文本。"论议经"东传中土之后,其影响之主要表现有三:一者深化了世人对"论"体的认识,二者促进了三教"论议"程式的定型,三者加速了论议伎艺化的进程。

汉译佛典中的一类特殊句式：并列成分后置

文章报道了汉译佛典中出现的一类特殊句式。在这一句式中有一个与连词组合的名词性成分置于全句末尾,这个后置的名词性成分和其前的某个名词性成分存在并列关系,文章把这种现象称作"并列成分后置"。这类后置的并列成分包括四类,即"主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宾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兼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和"定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文中通过同经异译及其他例句详细讨论了这四类后置成分,并通过梵汉对勘对它们的成因作出解释。

同经异译的《维摩诘经》及其对汉语词汇发展的贡献

《维摩诘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从后汉至初唐,前后有7个译者翻译,存留至今的只有支谦、罗什、玄奘的译本,而3人正是3个时期的典型代表。通过同经异译的对比,可以从语言上找到鸠摩罗什版本流传的原因,并进一步阐释同经异译的《维摩诘经》对汉语词汇史发展的贡献。

中国当代译论对佛教典籍的失察和误读

用典型实例揭示当今中国翻译界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过程中对中国佛教典籍的失察和误读问题(如真伪莫辨、引征不确、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等等),剖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指出这种现象对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构的危害,呼吁中国翻译理论工作者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建构中国翻译理论。

从梵汉对勘看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的省略技巧

梵汉对勘发现,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省略采用了替代省略和非替代省略两种技巧。前一技巧包括数词替代省略、代词替代省略和名词替代省略,后一技巧包括意译省略和文法省略。省略产生的动因:受汉语和梵语表达规则的制约;受佛经翻译理论思想的影响;受归化与忠实观念的驱动。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