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肾移植功能延迟恢复的预后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death,CDCD)发生肾移植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的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5年11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38例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的临床资料,21例发生DGF(DGF组),117例移植肾功能稳定(immediate graft function,IGF)为IFG组,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再用logistic模型对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DGF发生率为15.2%(21/138),单因素分析显示DGF的预后因素包括受者术前血透时间≥12个月(P=0.024)、脑出血死亡供者(P=0.020)、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P=0.013)、热缺血时间≥15 min(P=0.041)、冷缺血时间≥12 h(P=0.025)及供者经历心肺复苏(P=0.001)有显著性差异。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OR=7.138,95%CI:1.418~35.937,P=0.017)、供者心肺复苏(OR=30.207,95%CI:3.653~111.778,P=0.001)及热缺血时间≥15 min(OR=7.762,95%CI:1.953~30.845,P=0.004)是DGF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供者经历心肺复苏及热缺血时间≥15 min是导致CDCD发生DGF的预后因素。

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分析75例行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将受者分为阳性组(26例)和阴性组(49例)。观察阳性组和阴性组受者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指标,对肝移植受者痰液、腹腔引流液进行培养,观察受者术后感染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受者术后1.5年的生存曲线。结果阳性组受者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阴性组受者(P<0.05)。75例肝移植受者中,发生术后感染者33例(44%),受者发生感染的部位以肺部和腹腔为主,阳性组和阴性组的感染率分别为7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组中,痰液、腹腔引流液培养阳性分别为10例、11例,其中4例受者痰培养结果与其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一致,6例受者腹腔引流液培养结果与其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一致。经过抗感染治疗后,阳性组中2例受者分别于术后5、12 d死亡,其余受者的培养结果均转阴。阴性组中,痰液、腹腔引流液培养阳性分别为7例、6例,经抗感染治疗后培养结果均转阴,2例受者因移植物肝衰竭分别于术后1个月、1年死亡。阳性组和阴性组受者移植术后1.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早期预后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对中晚期预后影响不大。

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的临床疗效评价

目的:分析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肾移植的临床疗效,评价DCD供肾质量与肾移植受者的预后和转归.方法:回顾性研究DCD供者和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观察供肾质量评分、肾移植受者肾功能恢复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移植肾丢失的发生率与长期随访情况.结果:成功实施DCD 114例,供肾热缺血时间(5.6±2.2)min,冷缺血时间(6.5±1.6)h;非边缘性供肾(A级+B级)占92.11%,边缘性供肾(C级+D级)占7.89%;供肾获取、灌注、保存及修复过程顺利.228例终末期肾病患者成功接受DCD供肾肾移植手术,其中211例受者围手术期恢复顺利,术后6~14d肾功能恢复正常;术后DGF的发生率为3.54%(8/228),术后20~45 d肾功能逐渐恢复;1例受者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和3例受者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切除了移植肾,围手术期移植肾丢失率为1.75%(4/228);无一例受者围手术期死亡.随访过程中213例受者肾功能稳定,8例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衰竭,3例受者死亡.结论:DCD供肾肾移植的总体临床疗效良好,但仍存在潜在风险和并发症.

单中心117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资料临床分析研究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分析影响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探讨提高器官捐献率的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获取组织于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完成的117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的病例资料。结果117例器官捐献者中,男性94例(80.87%),女性23例(19.13%),最大年龄69岁,最小年龄3个月,平均年龄(41.29±18.31)岁。主要死亡原因为脑外伤57例(47.9%),其次为脑血管意外39例(33.3%)和缺氧性脑病10例(8.5%)。自2016年1月1日以来,器官捐献数量逐年递增,至2019年12月31日共完成器官捐献117例,获取器官319个,器官产出率和器官利用率总体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该时间段共弃用器官20个,其中肝脏7个、肾脏13个,主要弃用原因为重度肝硬化、脂肪肝、肾脏缺血和微循环障碍。供体的学历层次为初中及以下学历98例(83.48%),高中及以上学历仅19例(16.24%)。供体婚姻状况中已婚55例(47.01%),其次为离异或丧偶22例(占18.01%)。经协调后同意捐献103例(88.03%),家属主动提出器官捐献仅14例(12.17%)。按照签署登记表直系亲属数量进行分类统计,2位直系亲属57例(48.72%),其次为1位直系亲属28例(23.93%)、无直系亲属16例(13.68%)、和≥3位直系亲属16例(13.68%)。对各年龄段不同性别捐献数据进行分析,与0~14岁年龄段比较,15-59岁和60以上年龄段的性别比例均存在显著性差异(χ2=6.694,P=0.010;χ2=5.467,P=0.019),而15~59岁和60以上年龄段之间无显著差异(χ2=0.087,P=0.346)。结论器官捐献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重因素影响,应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及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以进一步提高捐献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体验的质性研究

目的:探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过程中的心理体验,为提供针对性的护理干预,维护身心健康提供基础。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0例捐献者家属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应用Colaizzi现象学资料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的整理、分析。结果:归纳出5个主题,器官捐献动机;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斗争;负性情绪;正性情绪;需求与建议。结论:器官捐献者家属在决策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心理体验,应关注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过程的心理感受,并提供支持与帮助。

中国公民逝世后肝肾器官捐献及捐献器官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肾器官移植的临床疗效及初步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成功实施的8例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和21例受者临床资料、受者围手术期情况及预后等。结果8例供者中,属于中国二类1例,中国三类7例。21例受者中,5例接受肝移植、15例接受肾移植和1例接受肝肾联合移植,手术均顺利完成。肝移植受者围手术期间,1例死于术后出血、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术后随访时间4-25个月,生存受者均预后良好。肾移植受者围手术期间,供者血肌酐（Cr）正常的5例,供给10例受者中2例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20.0%;供体Cr（≥133μmol/L）异常的3例,供给5例受者4例发生DGF,发生率80.0%;术后随访时间5-42个月,7例发生肺部感染,2例出现肾功能不全,其他受者恢复顺利,预后良好。1例肝肾联合移植受者恢复良好,未出现重大手术及手术相关并发症。结论合理有效地利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供器官、加强供者术前评估与功能维护以及减少热缺血和冷缺血时间,既扩大了供器官来源,又能获得满意的移植效果。

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的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的临床特征变化,为器官捐献者临床管理策略的优化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至2019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完成的218例器官捐献者临床资料。比较不同年份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留置静脉管路情况、病原体携带情况,以及血红蛋白、血白蛋白和血钠等内环境指标,采用血管活性药物评分(VIS)评估捐献者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比较转介时留置不同静脉管路的器官捐献者VIS。结果218例器官捐献者中,男性185例,女性33例,平均年龄(42±15)岁。2016至2019年分别完成35、48、50和85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不同年份器官捐献者性别、年龄和血型等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18例器官捐献者转介时均留置静脉管路并不同程度地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留置上腔静脉导管、下腔静脉导管和外周静脉导管的捐献者分别为149、29和40例。2016至2019年上腔静脉导管使用率分别为48.6%、68.8%、58.0%和82.4%,VIS分别为(74±49)、(51±43)、(65±57)和(49±44)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F=29.65、2.90,P均<0.05)。上腔静脉导管组VIS为(34±27)分,低于下腔静脉导管组和外周静脉导管组[(110±50)和(105±4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痰液标本病原体培养阳性率最高,不同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52,P<0.05)。器官捐献者转介时血红蛋白、血白蛋白和血钠均处于异常水平,不同年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器官捐献者转介前的临床管理仍需继续完善,除电解质紊乱、贫血和低蛋白血症外,静脉通道的选择和感染防控需得到更多关注。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高钠供肝肝移植对受者预后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高钠供肝肝移植对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1年6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收治的125对行DCD肝移植供者及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供者男93例,女32例;受者男92例,女33例;年龄为48(41,55)岁。125例受者根据供肝末次血清钠离子水平分组,9例供肝钠离子水平≥170 mmol/L设为第1组(极高钠),33例供肝钠离子水平≥150 mmol/L且<170 mmol/L设为第2组(中度高钠),83例供肝钠离子水平<150 mmol/L设为第3组(正常钠)。观察指标:(1)术后恢复情况。(2)随访情况和生存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重复测量资料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采用Pearsonχ2检验或Fisher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结果(1)术后恢复情况。第1组受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碱性磷酸酶(ALP)、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白蛋白(Alb)、肌酐(Cr)术后第1天至第14天变化情况分别为(736±972)IU/L~(75±46)IU/L、(1290±1651)IU/L~(38±20)IU/L、(102±98)μmol/L~(33±11)μmol/L、(66±34)IU/L~(104±54)IU/L、(19.9±3.3)s~(11.3±1.0)s、1.76±0.31~1.00±0.08、(34±5)g/L~(38±3)g/L、(91±41)μmol/L~(76±19)μmol/L,第2组受者上述指标变化情况分别为(505±377)IU/L~(48±46)IU/L、(855±727)IU/L~(24±17)IU/L、(64±42)μmol/L~(32±22)μmol/L、(68±51)IU/L~(91±46)IU/L、(16.8±3.5)s~(11.9±1.2)s、1.47±0.30~1.04±0.09、(33±4)g/L~(40±5)g/L、(106±32)μmol/L~(97±27)μmol/L,第3组受者上述指标变化情况分别为(637±525)IU/L~(65±60)IU/L、(929±1193)IU/L~(33±27)IU/L、(66±48)μmol/L~(33±36)μmol/L、(64±28)IU/L~(125±64)IU/L、(17.2±4.7)s~(13.3±12.8)s、1.51±0.42~1.05±0.13、(35±6)g/L~(39±4)g/L、(105±44)μmol/L~(94±40)μmol/L。整体效应结果显示:3组受者肝移植后TBil变化趋势(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_(组间)=5.42,F_(时间)=22.78,F_(交互)=3.85,P<0.05)。3组受者肝移植后ALT、AST、ALP、PT、INR、Alb、Cr时间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_(时间)=50.17,36.24,19.24,10.55,59.61,41.94,10.82,P<0.05)。(2)随访情况和生存分析。125例受者均获得随访。第1组受者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D)、术后1年移植肝衰竭、术后1年胆道并发症、术后1年血管并发症、术后1年排斥反应分别为2、1、0、0、0例,第2组受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1、3、0、1例,第3组受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0、8、20、1、6例,3组受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1.58,0.60,5.19,1.62,0.97,P>0.05)。第1组受者移植肝1、3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100.00%、100.00%;第2组上述指标分别为94.74%、77.16%;第3组上述指标分别为91.57%、89.30%;3组受者移植肝累积存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2.69,P>0.05)。第1组受者1、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00.00%、100.00%,第2组上述指标分别为93.74%、77.16%,第3组上述指标分别为89.40%、86.00%,3组受者累积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4,P>0.05)。结论高钠供肝可用于DCD肝移植。

289例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在肝移植应用中的临床疗效、并发症及生存率情况。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6月至2015年6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89例）和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100例）收治的289例行肝移植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42例受者肝移植供者为脑死亡器官捐献（DBD）设为DBD肝移植组，77例受者肝移植供者为心死亡器官捐献（DCD）设为DCD肝移植组，170例受者肝移植供者为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设为DBCD肝移植组。手术方法均采用改良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指标：（1）受者术后肝功能。（2）术后并发症。（3）随访结果即患者1、3年生存率。采用电话和门诊方式进行随访。术后3个月内，每周随访1次；第4～6个月，每3周随访1次；第7～12个月，每1个月随访1次；而后每3个月随访1次，患者随访时间均〉36个月。随访内容为患者生存率。随访时间截至2015年5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检验。结果（1）3组受者术后肝功能比较：DBD肝移植组、DCD肝移植组和DBCD肝移植组受者ALT分别由术前的204U／L、190U／L、204U／L变化至术后14d的154U／L、216U／L、153U／L，3组受者ALT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80，P〈0．05）；TBil分别由术前的147μmol／L、95μmol／L、143μmol／L变化至术后14d的43μmol／L、100μmol／L、37μmol／L，3组受者TBil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355，P〉0．05）。（2）3组受者术后并发症的比较：DBD肝移植组、DCD肝移植组、DBCD肝移植组受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急性排斥反应分别为1、8、4例，3、31、19例，6、29、45例，3组受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321，24．651，6．445，P〈0．05）。（3）3组受者术后生存率比较：289例患者术后均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6个月。DBD肝移植组、DCD肝移植组和DBCD肝移植组患者术后1、3年生存率分别为82％、77％，76％、64％，84％、74％，3组受者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38，P〈0．05）。结论DBD和DBCD肝移植受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术后生存率较理想。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者家属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便解决捐献者家属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高潜在器官捐献者成功捐献的比例。方法 2010年3月至2015年8月,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肝胆疾病研究院共发现并访谈1 436例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Ⅰ、Ⅱ、Ⅲ类标准的潜在捐献者。根据捐献情况将潜在捐献者分为同意捐献组和拒绝捐献组,分析比较两组人群年龄、受教育程度、直系家庭成员数、家庭年收入。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 436例潜在捐献者中,由于肝肾功能异常、家属意见统一前捐献者死亡等他其原因导致未能捐献者201例。其余1 235例潜在捐献者中,同意捐献者204例(16.5%),拒绝捐献者1 031例(83.5%)。204例同意捐献者中,194例成功捐献,早期在外院转运途中抢救无效死亡来不及捐献10例。拒绝捐献者原因分别为:部分直系家属不同意捐献(或原因不明)434例(42.1%);明白器官捐献社会意义但因不忍亲人逝世后手术而拒绝捐献366例(35.5%);因传统观念较重而拒绝捐献231例(22.4%)。同意捐献组平均年龄(44±17)岁,低于拒绝捐献组平均年龄(50±18)岁(t=-4.39,P<0.05)。同意捐献组受教育程度低于拒绝捐献组(χ2=194.78,P<0.05),两组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5,P>0.05)。194例成功捐献者死亡原因最主要为交通事故等所致严重颅脑外伤,占63.91%(124/194)。结论 CDCD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协调员的努力,多部门、多科室的顺畅沟通合作,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弘扬爱心奉献的优秀传统,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加强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并实施。

中国公民捐献时代的移植研究新思考

自2015年起,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取代司法途径供体来源,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来源。但由于CDCD器官对热缺血、冷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耐受性更低,因此,CDCD器官早期维护、修复、器官评估技术对于移植受者预后尤为重要。本文旨在对CDCD器官的损伤机制、质量评估、维护和修复机制进展进行探讨。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2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最终纳入7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824名(50.8%);城镇居民4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570(20.9%)、1177(15.6%)、1140(15.2%)、1089(14.5%)和1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982/7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444/7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287/7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306/7520)和23.7%(1784/7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766/7520)和30.7%(2308/7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χ^2=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公民捐献供肝损伤机制的研究进展

中国公民逝世后捐献（CDCD）始于2010年，已与国际器官移植同步。目前，肝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硬化、肝脏恶性肿瘤、肝脏先天性代谢性疾病以及各种原因所致急慢性肝功能衰竭的唯一有效手段。尽管如此，迄今仍有很多因素制约着肝移植的临床发展。本文重点探讨了脑死亡捐献（DBD）影响供肝质量的四个因素，包括在体损伤、切取灌注损伤、保贮损伤以及再灌注损伤。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活体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疗效分析

目的比较单中心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活体器官捐献肾移植临床效果。方法选择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肾移植且随访资料完整的254例肾移植受者为研究对象,并根据供肾类型将其分为活体器官捐献组(n=113)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组(n=141)。收集两组受者性别、年龄、身高、术前体质量、术前及术后第3天、第7天、术后1个月、术后2个月、术后12个月血清肌酐和术后住院时间;观察肾移植术后两组受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及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受者/移植肾存活情况。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组和活体器官捐献组受者术后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活体器官捐献组受者年龄、术前透析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以及术后第3天、第7天、1个月和2个月血清肌酐分别为(32±8)岁、48(42,56)个月、21(22,25)d以及(195±121)、(135±73)、(113±53)和(115±49)μmol/L,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组分别为(42±10)岁、8(15,25)个月、23(30,45)d以及(483±326)、(333±267)、(208±160)和(172±138)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552、-7.844、-7.055、-6.129和-2.139,Z=-7.002和-2.810,P均<0.05)。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组和活体器官捐献组受者围手术期DGF、术后肺部感染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9.1%(41/141)和4.4%(5/113)、23.4%(33/141)和3.5%(4/113)、14.9%(21/141)和8.0%(9/1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5.707、19.889和4.637,P均<0.05)。随访至2020年7月31日,活体器官捐献组平均随访时间为(30±7)个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组为(25±11)个月。术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组移植肾丢失率为11.3%(16/141),活体器官捐献组为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685,P<0.05)。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组与活体器官捐献组受者术后42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6.3%和9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87,P<0.05)。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目前供肾主要来源,但其术后近期临床效果要差于活体器官捐献肾移植,应从提高供肾质量、减少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和严格受者筛选等方面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临床效果。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对策研究进展

我国自实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以来,肾移植数量稳步增长。但随着扩大标准供者供肾应用的增加,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短期恢复及长期预后均面临着巨大挑战,供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影响术后移植肾功能及受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对近年来肾移植过程中供肾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对策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单中心扩大标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中长期疗效观察

目的比较扩大标准供者(ECD)与同期标准供者(SCD)供肾移植临床资料,观察ECD供肾移植中长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解放军第九二三医院实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者是否符合ECD标准将对应受者分为ECD组(n=223)和SCD组(n=198)。观察起点为移植手术当天,观察终点为移植肾失功,包括恢复透析、再次移植或死亡,且不排除非免疫因素引起的移植肾丢失或非移植肾功能衰竭导致的死亡。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χ^(2)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计算中位生存时间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随访至2021年6月,ECD组和SCD组受者术后AR发生率分别为21.5%(48/223)、19.7%(39/1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14,P>0.05);术后1年内AR发生率分别为18.4%(41/223)和7.6%(15/1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627,P<0.05)。ECD组和SCD组受者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43.5%(97/223)和33.3%(66/1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67,P<0.05),术后6个月内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30.9%(69/223)和22.7%(45/1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584,P>0.05)。ECD组和SCD组受者死亡率分别为9.9%(22/223)、8.6%(17/1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929,P>0.05)。ECD组和SCD组受者移植肾失功发生率分别为11.7%(26/223)、5.1%(10/1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58,P<0.05)。ECD组和SCD组受者/移植肾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20、146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52,P<0.05)。ECD组和SCD组受者随访过程血清肌酐最低值中位数分别为120μmol/L(48~591μmol/L)、95μmol/L(42~630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967,P<0.05)。结论通过充分评估、慎重取舍并采取个体化治疗方案,ECD供肾移植受者有望获得更理想的中长期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