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武威汉代医简虚词研究

汉语虚词在语法结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学术界对武威汉代医简的研究多注重其医学价值,语言文字角度的研究多是古文字领域内的文字考释,虚词研究的成果不多见。该文试图对武威汉代医简的虚词首次做全面的调查和整理,这是汉语史领域有意义的工作,不足之处还请各方指正。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虚词是重要的表示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虚词的研究在古籍作品研究领域一直具有较高价值。经过整理,发现武威汉代医简共出现虚词74个,总使用量为497例,由于武威汉代医简92枚医学简册多记载医方,对话少,所以其中出现的语气词、叹词不多,副词是武威汉代医简虚词中使用最多的一类虚词,其次是介词和连词。

《儿科秘要》“八证六字”心法探要

从"八证六字"的内涵、运用和特点等3方面论述《儿科秘要》的临证心法,突出风热、急惊风、慢惊风、慢脾风、脾虚、疳证、燥火、咳嗽等常见儿科八证的诊疗,希冀借此反映程康圃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推广其临证经验,以提高临床疗效。

新版《汉语大字典》冫部疏误补正

较之旧版八卷本《汉语大字典》,2010年出版的新版九卷本《汉语大字典》在增收漏收之字,统一字形,纠正错误的读音、义项、例证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改动,反映了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以冫部为例,新版将旧版所收"■"字改为"■"字,"■"字注音改为liù,对"■"字的释义、注音均有较大改动。但仍存在一些失误,如误收"况"字,漏收"■"字,误"淫"为"■","癛"为"■";"冾"、"■"等字注音与所引反切不符;"冶"等字漏收多个义项;有些书证失当,如冷、冶、凌、■、凝。

秦汉时期的汉字字序法

秦汉时期属于汉字字序法的早期,这个时期汉字排序呈多样性,其性质是根据意义排序。《说文》部首法将秦汉时期的表义字序法推向顶峰。《说文》关于部首的论述和单字的归部皆根据汉字结构分解汉字,在此基础上得出表义偏旁,进而组成表义部类,建立部首。这个表义的部首系统是用来为汉字排序,而非用来检索的。

从汉语新词构造看汉民族思维方式

从语法角度可总结出汉语的不足与缺点,实际上在语用中几乎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与完善。因为汉语在使用中,非常注意贴近语境及汉语信息与语境假设之间的关联,并且非常注意从语境中吸取信息补偿的功能,使得汉民族语言显示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魅力。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也使汉语新词形成有着自己的特点。

从汉语外来词的译借方式看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

外来词是不同文化接触的产物。一种语言对外来成分的接受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一方面反映出该语言的特性,另一方面更折射出以该语言为母语的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纵观历史,在汉语动态词汇库的进化中,母语同化外来语、意译排挤音译是主流;但在不少情况下,外语词异化了母语词,音译词淘汰了意译词,也是屡见不鲜的。前者反映出汉民族恪守传统的保守性和汉语强大的传统惯性,后者则映射出面对发展汉文化的宽容博大与汉语的开放性。

试论古代汉语词汇与汉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

词汇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赖以传播的重要媒介物。这一点,在古代汉语的词汇中体现得异常突出。因此试从三个方面探讨古代汉语词汇与汉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并试图透过古代汉语词汇来认知汉民族文化丰富而又隐秘的内涵,以期在汉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古代汉语的词汇。

王肃《论语》注初探

现存的王肃《论语》注与郑玄《论语》注,其差异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学术层面上:第一,知识层面上,因为经文文本文义的模糊不清或经文的断句分歧、字词训解不同,从而造成了郑玄和王肃对同一经文理解的不同,不是王肃故意与郑玄注对立,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第二,学理层面上:"王学"反对"郑学"注经时掺杂谶纬,王肃《论语》注既较郑注更为简约、理性,少有谶纬说经,而其少部分又注重义理发挥。郑玄《论语》注和王肃《论语》注的上述差异,远不能反映郑(玄)学、王(肃)学之争,尤其是两者在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仅就此而言,当前学术界似有夸大郑王之争之嫌!

从司马迁故里看弘扬中华文明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华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司马迁故里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宣传可以看出,弘扬中华文明应注重有选择地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并且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才有利于使中华文明不断发扬光大。

从扬雄《方言》看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的地位

不少研究认为秦晋方言是扬雄时代通语的基础方言,但这种观点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扬雄《方言》中训释词的特征和性质是审视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地位的关键所在。以往研究关注的秦晋方言在训释词中的使用频次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需要把它跟训释词和秦晋方言的关系、训释词与其他方言的关系结合起来考虑。训释词的方言来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训释词为通语,但大部分来自秦晋方言之外;一类训释词不是通语,其中小部分与秦晋方言相同。因此,从训释词的方言来源看,《方言》本身并不能提供支持秦晋方言就是汉代通语基础方言这一观点的确凿证据。汉代通语应该是以“传统标准汉语”为基础,吸收包括秦晋方言在内的汉语方言成分而形成的,但不可否认秦晋方言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

中古汉语并列式双音总括副词的始见书证问题商补

中古汉语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双音总括副词,这些双音词主要是通过先秦时期常见的总括副词同义并列复合而成,且主要使用于中古文献中。《汉语大词典》作为收词量最大的专门辞书,取材范围广,所收词条能够反映汉语词汇的历史面貌和使用状况,当然也包括对各时期虚词的收释。《汉语大词典订补》有一定的修订和补充。就中古汉语并列式双音总括副词而言,《汉语大词典》及《汉语大词典订补》均失收了部分词条,在所收释的总括副词词条中,也都存在溯源不够、书证偏晚等问题,需结合通检就始见书证问题加以补正。

汉英民族差异的词汇印迹透视

语言是较为稳定的民族特征之一,每一种语言都折射出各自民族的文化渊源、历史背景、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反映出它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的民族性。语言的民族性体现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其中词汇是最重要、最敏感的载体。选取汉英两种语言,重点从词汇内涵、构词方法和词汇来源三个方面比较汉英民族差异在各自语言词汇层面的反映,即汉英民族差异的词汇印迹。

汉剧名家程彩萍的润腔艺术——不同时期代表性唱段的音响形态分析

文章以汉剧名家程彩萍不同时期代表性唱段的音频、视频资料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其润腔特色及其发展变迁为研究主旨,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音色、音高、节奏和力度四个方面,对其润腔艺术进行音响形态分析。

虚词使用法观照下的曾巩古文特色——与欧阳修文风之比较

迄今为止,鲜有关于曾巩文章特色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曾巩文章的特色予以具体说明。曾巩的文章,常常被用"阴柔"一词形容。追本溯源,是清代的姚鼐曾将曾巩文章与欧阳修的文章并称,评价其为"阴柔"之故。由是,曾巩的文章特色与欧阳修的一定有着某种相似点。因此在考察曾巩文章特色时,其与欧阳修的文章特色的相似点就成了关键。曾巩与欧阳修文章特色的相似点,正是两人文章的虚词使用法。因为虚词与文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虚词的使用上能够看出作者的个性。由此,证明了曾巩文章的虚词使用与欧阳修的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正因为曾巩与欧阳修的虚词使用法的相似,一直以来将两人的文章特色并称为"阴柔"。而曾巩的文章之所以同欧阳修的文章有相似点,是因为曾巩在年少时便开始熟读欧阳修的文章,几乎达到每篇都可以背诵的程度,不知不觉中将欧阳修的虚词使用法习于己身。

“酣”“酲”二字字义辨析

通过对《晏子春秋》中"酣""酲"二字字义的分析,以及对后世不同时期文献中这两个字的字义的分析,并结合《说文解字注》《王力古汉语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的查阅,更加直观具体的理解"酣""酲"二字字义的发展变化情况和一字多义现象的产生。

反讽与追忆:《西都赋》中的成帝书写

东汉初年,汉成帝被排除在圣统叙述之外,成为帝王奢侈的典型。班固在《西都赋》中,一面极力描摹昭阳之盛,将成帝与武帝并列,作为西都奢侈的代表,以史家的眼光分析西汉衰落的原因;一面深情回忆十世之基,追慕西都最后的盛世,代表了东汉初年部分士人的普遍心态。除了成帝奢侈同于武帝与马、扬大赋的典范作用之外,班氏家族对成帝时"羽仪上京"的集体记忆,是造成《西都赋》重视成帝之世的关键因素。

《御制清文鉴》拼写汉语借词尖团音的特点

《御制清文鉴》以满文g、k、h拼写汉语借词的团音k、k^h、x,以满文j、c、s拼写汉语借词的尖音ts、ts^h、s。比较《圆音正考》和《清汉对音字式》等清代满汉文字合璧辞书,从其尖团音的解释情况来看,《御制清文鉴》分别拼写汉语尖音与团音的方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秦汉简帛文献“訾”“赀”“资”的字词关系研究

早期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存在改字而使用字“当代化”的现象,导致字典辞书及注疏材料对“訾”“赀”二字在记录财产义上的认识非常混乱。本文利用未经后人改动的出土秦汉简帛文献,从词义角度考察“訾”“赀”“资”的字词关系,从而厘清由“赀”替换“訾”来大量记录财产义的时间大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传世文献的相关用字情况。

蒙元“用夏变夷”与汉儒的文化认同

蒙元是北方蒙古族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其统治,控制思想人心,尤其为了赢得南宋旧地中原社会精英阶层——儒士大夫对其的政治认同,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儒化、汉化,"用夏变夷"。忽必烈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其"用夏变夷"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对其后诸帝及其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随着蒙元政权的汉化,尤其是程朱理学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但促使中原社会精英阶层——汉族儒士大夫们对蒙元政权的政治文化认同,也使程朱理学超越了原有民族文化信仰,成为不同族群的共同文化价值体系,也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融合与元朝大一统帝国稳定的基石与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