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God/Spirit汉译问题的讨论

如何用汉语词翻译圣经中的God(Elohim/Theos)和Spirit(ruach/pneuma)?近代以来,就成为讨论的问题,被称为"术语问题"。不过,学界一般认为这只是外籍传教士内部的争论,中国学者并未参与。其实,查阅当时的资料就会发现,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也一直进行着认真的讨论。19世纪四五十年代,何进善、徐继?、洪秀全等就使用了"上帝"、"神天"、"天父"、"真神"等译名。19世纪70年代末,更多学者参与其中,福州征文活动和《万国公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讨论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出现了"造化主"、"真宰"等译名。中国学者的主张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重要的推动意义。

“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

"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高度重视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并采用多种策略来达成这一目标。"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所体现的"对美国精神的认同、对美国基督教的认同、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认同"是其对美国民族认同的重要表征。"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对美国犹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论弥尔顿对“精神”的神学诠释——兼论《基督教教义》里的“圣灵”

对于基督教正统教义"三位一体"中的"圣灵"(the Holy Spirit),弥尔顿代之以"精神"(the Spirit),并在神学著作《基督教教义》里对"精神"这一宗教术语进行了充分的诠释。弥尔顿通过大量的《圣经》引证,指出"精神"有九种所指,比"圣灵"更为广泛,既包括"圣灵"在内的、来自外在但进驻到信仰者内心的"神圣的精灵"(the divine spirits),也包含人将这些力量内化为弥尔顿所称的"人的精神"(the human spirit)或"内在精神"(the Spirit within)。因此,在弥尔顿的"反三位一体"宗教观中,"精神"比"圣灵"更为准确。掌握弥尔顿对"精神"的神学阐释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弥尔顿的神学思想和理解弥尔顿史诗创作的实质。

民族精神的传承与自觉——以英法德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为例

民族精神可以分解为若干要素。民族精神的延续与传承通常呈现出显著的时代性或阶段性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要素为主导。英法德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科学等,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开放、吸收、否定、纠正、扬弃和革新等特征;日、韩则大体属于中华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系统,近代以降,始受西方文化影响,虽也有自觉,但远不及英法德美。日本对二战期间制造的灾难拒不谢罪忏悔,韩国也不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凡此种种,都是自觉意识缺乏的表现。

论托马斯·哈代的基督精神观

托马斯.哈代在其作品中着力张扬了祛除宗教神秘成份后的基督精神。在他看来,以博爱、宽恕、牺牲、纯洁等价值观念为其内涵的基督精神,是人类社会幸福和谐的根基,是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的保证,是医治宗教和社会痼疾的良方,是通向世界大同的桥梁。

论贺麟的宗教观

贺麟的宗教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反宗教运动对宗教的态度,也不像其他新儒家人物那样主张以道德或哲学去取代宗教。他的宗教观所关注的不是对人格神的信仰,而是宗教精神特别是基督教精神的文化价值,目的在于会通中西文化,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体,研究和借鉴西方文化必须以理性的态度转化和吸收基督教精神的精华,认识其与西方的科学、民主、工业化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以便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提供资源和借鉴。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以基督教伦理和市民精神为支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族伦理、重刑轻民以及家国一体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论张晓风散文的神性情怀

张晓风是汉语文学里很有个性风格的散文家 ,她延续了汉语文学的人文性与诗性写作之路。本文主要探讨了她的思想和散文创作与基督教的复杂联系 ,认为张晓风立足于个人的精神立场 ,既表现了鲜明的“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又蕴涵有“基督徒”的悲悯情怀 ,在自然与历史、自我与神性之间消融了汉语文化和基督教的矛盾 。

别尔嘉耶夫论技术

别尔嘉耶夫是最早关注技术问题的哲学家之一。他把技术与人类历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哲学的高度对技术的本质以及人们对待技术的态度进行追问,指出了技术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案,即把技术问题转化为精神和宗教问题。他的技术论为后来在西方哲学领域里产生的技术哲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论莎剧中基督教传统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双声糅合——以《暴风雨》为中心

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界的思想现状是复杂多样化的,艺术创作中基督教传统与人文主义精神的混合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莎士比亚剧作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从他剧作的思想内容来看,表现为对基督教传统和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兼容并蓄。以《暴风雨》为例,剧中人有的纯洁有礼,有的善念尚存,有的内心为野心和妄想所占据;而普洛斯彼罗这个人物是神性、人性和魔性的统一体。全剧以对基督教传统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双声糅合,维持着文本的意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使得莎剧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救赎路上的生命悲歌——解析姜文导演新作《太阳照常升起》

姜文导演新作《太阳照常升起》试图向观众传达出一种理念:寻找不可视见的上帝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的灵魂自我拯救的过程。这种对悲剧人性的探讨和对基督精神的张扬,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圈突显出一种卓异独行的新气象。

世俗基督精神:哈代人道主义宗教观的内核——兼与马弦商榷

由于未能全面而正确地把握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内涵及两者的关系,马弦对哈代的宗教思想所作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哈代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在他放弃了对上帝信仰后创作的,其中既肯定人们对个人理想与权利的追求,又张扬仁爱、宽恕、牺牲、纯洁等价值观念,因此,哈代的宗教观是一种人道主义宗教观,体现了祛除宗教神秘成分后的世俗基督精神。

试论民国时期基督教对企业精神的影响——以“东亚精神”为个案

民国时期以"东亚精神"、"民生精神"等为代表的企业精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企业管理开始尝试进入以"柔性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管理阶段。企业环境是影响企业精神的重要因素,就"东亚精神"而言,由于东亚公司内、外部环境中的基督教氛围浓郁,因此其受到基督教巨大影响。基督教不仅影响"东亚精神"的内容,亦影响其塑造方式和表现形态。这些影响主要通过东亚公司的企业主宋卿以及公司内部基督徒团契等宗教小团体来实现,使"东亚精神"在近代中国企业文化史上以别具一格而著称。

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与基督教精神

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是"神性—理性—人性"的统一,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他的自然观与其所受的基督教精神有着内在联系。华兹华斯对自然所表达的热爱之情,其背后隐藏的是对上帝的崇拜与热爱,而他在接受自然对他精神抚慰和理性智慧启发的过程中则又传递出了他对上帝信仰的思想,以及他所认为的"人性的完美"在于返回"伊甸园式的自然"的观点,这些都体现了华兹华斯自然观与基督教精神的密切联系。

老舍小说《大悲寺外》新解

我国现代作家起步之初从欧洲近现代文学中汲取养料者甚多,但从中发现“灵的文学”的传统,并在创作中仿效者,只有许地山、老舍等二三人。《大悲寺外》将2 0余年的前尘后事绾系在少年的一桩无心之过上,将死魂的宽恕之语化为生人挣扎不开的心灵死结,让睽隔于阴阳两界的两个灵魂无休止地纠葛着、矛盾着、斗争着,以揭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正体现出西方近代“灵的文学”的美学特征。

异样的现代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科学与信仰的离合

欧洲现代性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缘自宗教的转向。但是,在近代中国,由于宗教的影响被现实和中国人自己因功利目的而选择的工具理性所冲击,将科学与它的原初精神基质剥离,导致在中国以科学的名义建构了一个异样的现代性。这必然会引出新问题和新任务,从而要求人们遵循现代学的原理,从全球和世界的新轴心文明眼光来筹划中国未来,将中国文化的建设当作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把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提升为文明或文化的中国思路。

从苔丝的命运看基督教的影响

《德伯家的苔丝》可以看作是作家审视生活在后达尔文时代社会里人们宗教思想状况的一种尝试。从以苔丝为代表的底层劳动妇女的不幸遭遇和受进步思想影响、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作家本人以隐讳的方式宣扬基督精神两个方面,可以揭示基督教在遭受质疑的工业革命时期对人们的影响。

表现与创新──《老人与海》与基督教精神

《老人与海》既突出地表现了基督教精神，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了新的创造，作品中的三个人物恰似一个新的三位一体，预示了一种新的信仰的开始。

《李尔王》:基督教精神的反叛与回归

在《李尔王》中,人文主义思想与利己主义思潮同时存在,不同的思想理念带来不同的行为准则。利己主义者为了一己私利,不顾社会道德和宗教禁忌,抛弃纲常伦理,疯狂追求欲望的满足。人文主义者则把善与基督教的博爱结合起来,找到了医治社会的药方。他们的努力使人们看到了国家复兴、伦理道德得以重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