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朱熹的慈善思想及其社仓实践

慈善活动中国自古有之。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学慈善伦理的基础上,认为慈善即＂仁之施＂,是一个＂本由亲立＂＂以己及人＂的过程,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针对社仓大多设立在城市而引起的种种弊端,朱熹首创将社仓设置于乡里,以政府拨付的灾粮作为社仓运作本金,以合理的生息方式保障本金的流动增值,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以乡绅、士绅为主进行自主管理,政府辅以适当监管,在地方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力地弥补了政府慈善力量的不足,展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救助功能。该做法被敕命在全国推广,形成＂朱子社仓＂,为后世效仿,堪称古代民间慈善组织的典范。朱子社仓在后来的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而逐渐式微。其兴衰历程对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意义。

浅析伊藤仁斋的朱子学观

江户时代是日本大量吸收中国儒学的时期,此间中国朱子学在日本获得了广泛传播。随着朱子学在日本传播的不断深入,由于日本儒学者对朱子学的理解和取舍的不同,因而在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各种学派。伊藤仁斋(1627-1705)是古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朱子学观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其对朱子学的观念的变化中可以揭示出伊藤仁斋创建和发展古学的脉络。

“东亚儒学”如何可能?

“东亚儒学”作为21世纪亚洲研究的新学术领域,绝对不是一种企图在东亚地区寻找欧洲思想的对应物的“反射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更不是孤芳自赏地带有某种自恋狂(narcissism)倾向的、自我肯定的(self-assertive)的以东亚为范围的新“国学”。“东亚儒学”是一个自成一格的(suigeneris)、自成体系的学术领域,它并不是中国、日本、朝鲜、台湾、越南各地儒学的机械式的组合或拼装,也不是东亚各地儒学的总合而已。相反地,当东亚各地儒者共同诵读孔孟原典,企望优入圣域的时候,东亚儒者已经超越各地之局限性而形成一种“儒学共同体”。“东亚儒学”作为这种东亚“儒学共同体”心智劳动的成果,是一种有机性的思想系统。在这个有机的“东亚儒学”系统之中,并不存在着“中央—边陲”的预设,甚至也不存在着“方法—目的”的预设。相反地,“东亚儒学”撤除一切藩篱,以“东亚”为整体,为“东亚”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正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进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资产!

佛教与儒学的三大差异——朱熹的分辨与判断

选择"道体的特性"、"伦理的关怀"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对朱熹辨别儒佛差异的情形加以梳理与分析。在"道体的特性"方面,儒学是"一",佛教是"二";在"伦理的关怀"方面,儒学是以伦理乃天地所赐于人而为自然,佛教则以绝灭为事而视伦理为赘疣;在"工夫的路径"方面,儒学是无心以动静顺时,佛教是刻意以栖心淡泊。因此,佛教与儒学不仅存在末用之异,也存在本体之别。朱熹对佛教与儒学差异的辨析,是对北宋以来儒者辨佛教、儒学之异的总结,对当今儒者辨别儒者差异也有启示意义,自然,朱熹在辨析佛教、儒学之异实践中所表现的对佛教的误读也是需要加以关注的。

朱子学的日本化与兰学的兴起

德川吉宗就任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时,为便于引进西方学术而缓和禁书制度,使日本开始了对西方科学(日本称为兰学)的引入和吸收。但这种靠政治力量扶植的科学文化在日本能否存在下去和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与当时主要意识形态朱子学的关系。而朱子学日本化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的认识的变迁使兰学的兴起,乃至更大的发展都成为可能了。

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的朱熹《仪礼》学

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直接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

朱子门人丛考

朱子(1130—1200)一生讲学不辍,其门人弟子众多。有关朱子门人之研究,自明代至今,层出不穷,海内外多达十余种。然朱门人数既多,又遍布南北,且无名逸士亦不为少,故前人研究尚有很多不足之处,本文共举三十例,进行考证。

邵雍“观物”说的定位--由朱子的批评而思

朱熹关于邵雍观物说近"释"、似"老"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以物观物"的思想主要不是来自佛、道,而与《易传》有更深的渊源。朱熹引入好恶之说解读"以物观物",为邵雍观物说找到儒家经典依据,亦符合邵雍本人对"观物"的理解。朱熹在"以物观物"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以及"物各付物"等命题之间所做的比较,启示人们:"以物观物"主要不是认识论命题,而更多地与修身养性的功夫以及待人处世的伦理实践原则有关。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医务礼仪的哲学探析——以朱熹礼学为例

首先,从礼的本体确证和礼的发用对医务礼仪的理学释义进行了论述;其次,从朱熹践礼工夫论,古代医家医务礼仪的具体实践阐述了古代医家对朱熹礼学的践履;最后,论述了如何借鉴礼构建和谐医患,表现在:识见"医乃仁术"的医德本质,加强医务人员的医德修养,践行仁心仁术,以此来促进医者德性之礼的养成;同时要规范医务礼仪,包括交谈礼仪、诊断礼仪、治疗礼仪、护理礼仪。

何种“道”?谁之“统”?——儒家道统说的建构与变迁

道统,就是按照某种认定的“道”为原则而甄选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并依某种顺序编排成一个谱系。道统说并非古已有之,唐宋以后则颇为兴盛。但究竟何为道统之“道”,则各家的界定均有不同,或偏于外在的规则,或偏于内在的本心,或诉诸社会的道德实践,或究心于空灵玄妙的内圣工夫。由此建构起来的“统”,也不尽相同,有此家认定的人物,他家予以否认者,反之亦然。倡导儒家的道统说,有必要辨明所要弘扬者是何种道,所要传承者是谁之统。

朱子的境界论思想简论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朱子哲学研究的范式采用的主要是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比较重视他的格物说,且把它作为主客体的认识关系问题,忽视了朱子哲学的中国特点。文章打破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运用冯友兰的境界论思想来研究朱子哲学,指出朱子关于道体流行、仁、孔颜乐处的论述,以及人在功夫纯熟后达到的心纯是理,发即中节的超自律道德思想,都是天地境界的内容。天地境界在朱子哲学中是人与自然的审美性统一,显示了朱子哲学高超的一面。

朱子太极思想发微

陈荣捷曾与日本学者辩论太极观念对于朱子理论体系是否为不可无,本文呼应、接续了陈文。文章首先分析了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说,提出,朱子运用体用范畴来定位太极与阴阳关系,其说虽承自二程,但又有自己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体用关系有先后之分的强调上。其次,作者考察了朱子太极思想与邵雍、张载的关联,指出《易学启蒙》明显采用了邵雍之说,论文还分析了朱子关于太极是气的一条语录,指出其与张载对《易传》"参两"思想阐释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旨在加深对于朱子太极思想来源复杂性的认识。

程朱道统论与儒家经典认同

近代以来,程朱道统论常常被看作虚构的儒家谱系,其传心之说尤其受到诟病。但从汉宋之间的学术转向,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转向来看,程朱道统论有着经典的学理依据,四书学的兴起与道统论的提出有着内在的关联。道统论显示出宋儒向原始儒学复归的价值取向,四书则是这种复归的经典依据。

《春秋》是实录吗?——朱子以史视《春秋》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春秋》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论朱熹的散文美学思想

朱熹在散文美学上,不是一个古板的人,而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美学家。他对散文概念的使用,对阳刚美、风骨美、冲淡美、中和美、自然美的追求,站在了那个时代的散文美学高地。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在钱穆晚年精心结撰的"尊朱"巨著《朱子新学案》中,他用"理气一体浑成"的观点,纠正了学界理气二元对立论,又将朱子理气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考察,提出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用"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打破了学界将朱陆对立的门户之见。钱穆还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去梳理和统摄朱子的学术,对朱子的学术成就及贡献作了全方位的呈现。而钱穆晚年转向朱子学研究正是由于朱子能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这与他追求的"求通不尚专"的学术风格有相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