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与艺术性结合的佳作——《聊斋志异·褚遂良》探析

《聊斋志异·褚遂良》篇以褚遂良这一历史人物为原型,描写了其转世后被狐仙报恩的故事。不同于生前的悲惨遭遇,本篇为转世后的他安排了美满的结局,隐晦地表现出蒲松龄对忠君、知恩图报品质的歌颂,展现其忠义观、女性观和仁义观。全篇运用了曲笔、对比、结局突转、典故等多种艺术手法,暗藏褒贬,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塑造鲜明立体。

王澍临摹《兰亭》底本考及相关问题研究——兼论其书学履践

王澍作为清代前期帖学书家代表,于《兰亭》规摹甚笃,其所见《兰亭》不下20种,所临摹亦不下6种。其《临落水兰亭》以王鸿绪藏《赵子固落水兰亭》为底本,《临褚模兰亭诗》以现藏故宫博物院《兰亭八柱第二褚模本》为底本,而《临褚遂良模兰亭诗序》则是以《王澍模褚模兰亭》为底本,《临米临兰亭诗》与今可见吴云题记《米芾临兰亭》拓本所据底本相同,《临宋高宗兰亭诗序》以王鸿绪藏宋拓本为底本,辽宁省博物馆藏《祝允明临兰亭》卷后《王澍临兰亭》是以《东阳本兰亭》为底本。其所临本均为自己或好友蒋衡所模的再模本。其所临《兰亭》正是其书学履践的体现,“先之定武,以求其正;中之颍上,以尽其变;终之开皇,以还其本。千变万化,不离本宗”的《兰亭》观系统而深入。王澍书学成就与其《兰亭》密友蒋衡、王鸿绪有着密切的关联。

《大周故贺州临贺县主簿吴府君墓志铭》书法艺术解析——潇贺古道石刻文化系列研究之二

碑学与帖学作为中国书法传承的两条重要的脉络,传承至今天仍有大量书法工作者对其二者学习方法进行讨论与研究。文章以一纸武周时期无名氏创作的墓志铭拓片作为切入点,重点通过图像比对的方式,分析《大周故贺州临贺县主簿吴府君墓志铭并序》拓片的艺术风格、笔法特征等,以证明碑学与帖学并非孤立存在,且在武周时就已经被广大民间书法爱好者们用于综合学习。最终提出作为当代书法工作者,应当对民间书法也提起足够的关注,中国书法才能焕发出更为闪耀的光彩。

简论褚遂良的楷书在唐代书法中的过渡作用

初唐四大书家之一的褚遂良 ,其楷书远学王羲之 ,近学欧阳询、虞世南 ,融南北书风于一体 ,是唐代承前启后的人物。在褚遂良以前 ,楷书的运笔多用“一拓直下”的方式 ,而褚遂良则改“锋甚毕露”为逆入藏出。其前后变化关系通过褚遂良的承启得到了体现 ,从而影响到颜真卿、柳公权等人 ,为唐朝楷书的完全成熟 。

唐《薛儆墓志铭》人物考补与书法研究

薛儆墓是山西目前所见最大规模的唐代墓葬。其墓志铭记载丰富,对于研究万荣薛氏文化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书法沿袭初唐虞、褚风格,但又略有变化,初具盛唐气象,反映了开元初期褚遂良对当时书法的影响。

《雁塔圣教序》的诞生——一件书法经典的政治性与物质性

《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为高僧玄奘(600-664)所译佛经撰写的序言,太子李治阅读《圣教序》后,随即撰成《述圣记》一文。两篇文章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佛教团体和京师社会而言,意义非凡。不仅被反复抄录于玄奘所译诸经卷首,也被刊刻成碑。其中最早的制作,是永徽四年(653)褚遂良亲书的两方石碑,并立于大雁塔基南的东西两边,后世称为《雁塔圣教序》。对于《雁塔圣教序》的认识,长久以来多囿于艺术层面的欣赏,本文则将其还原至所诞生的历史语境之中,尝试从历史学角度重构这件书法经典出现的政治背景和物质环境。

米芾、米友知与《唐文皇哀册》

美籍华人翁万戈收藏有一册传为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唐文皇哀册》摹本,这个摹本是由明代陈澂用绵白纸双钩廓填而成,其祖本是写在硬黄纸上。因为这件书法作品涉及唐代的两个重要人物,即唐太宗李世民和大书法家兼历史名臣褚遂良,因此其影响非常广泛,明代的一些著名丛帖如董其昌《戏鸿堂法帖》、陈元瑞《秀餐轩法帖》等均有刻八。但是关于《唐文皇哀册》的真伪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分歧,一种说法认为《唐文皇哀册》是褚遂良真迹,另一类说法认为《唐文皇哀册》是宋代书法家米芾所书。前者固然鉴定错误,后者也因忽视米芾的代笔问题,而未能揭示《唐文皇哀册》的真相。事实上,《唐文皇哀册》与传世的所谓米芾书法圣迹《向太后挽词》出于同一人的手笔,这个人就是常为米芾代笔的米芾次子米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