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簡五《季庚子問於孔子》札記

上博簡5“檊童”讀爲“幹棟”,比喻國家重要的賢能之人。簡11下和簡18上編聯後,簡文中的“是”讀爲“寔”。“古女”當讀爲“胡如”。“疋”當讀爲“胥”,相、輔佐。簡文的意思是説:不如您來輔佐我怎麽樣?簡22下應點斷爲:“滅速,毋亘才。■〓殜比■,邦相壞毁。衆必亞善,臤人……”“■〓”爲重文,前一字讀“苟”,如果、如若之義。後一字讀“後”。簡文是個複句,“苟後世比亂,邦將壞毁”表假設,下半句表示這種假設條件下可能的結果。

沪简《周易》选释(修订)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试论早期儒家经典的文本歧变——简本《缁衣》与传世本《礼记》再对比

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都有一篇《缁衣》,其内容与《礼记.缁衣》大致相当,但文字上有较大歧异。从这些歧异中可以大致看出战国到汉初儒家经典文本歧变的一般规律,这包括外在语言形式的改善、儒家思想的增强以及学术思想的转向。对这些文字歧异的研究不仅可以校勘《礼记》,而且对美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以“曹刿—曹沫”为考察对象

有关先秦历史人物的史事记载在流传过程中,往往经历着史官记载——口述史——史官再记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人会因音近而出现异名,其事可能会有所增益或失真。纠缠不已的"曹刿—曹沫"的相关问题可以作为典型例证。上博简第四册《曹沫之陈》篇,曹刿、曹沫的本字""或"蔑"的出现,再次印证了先秦时期人物史事流传与演变的这一特点。这对于认识先秦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零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释文、注释或可商榷。《子羔》1、6号简的文字应读作"使无有小大、肥瘠",同篇12号简中"玄丘之内"应读为"玄丘之氵内",《昔者君老》4号简中的"发命不夜"读作"废命不赦",《容成氏》5号简中的"各得其"应读作"各得其列"。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具有非常宝贵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内豊》篇,整理者对竹简的编联可取。《内豊》附简文意体现了“中庸”的思想,值得重视。以《内豊》为参照可以看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当与曾子及其门人密切相关。

《论语·侍坐》章正读——兼论《论语》的成书问题

《论语·侍坐》章历来是研究孔子思想以及孔门弟子的宝贵资料,因其记载简单,理解起来有歧义,但其实录性质不容怀疑。四子侍坐,以齿为序,各言其志,发生在孔子出仕前后。侍坐闲聊,曾皙鼓瑟不违古礼。各家注解亦皆不背离孔子思想。本文提出新的认识主要在于:(1)"春服"特指祭服,"春服既成"可以理解为一个祭服完成的暮春时节的代称。(2)"风乎舞雩"读作"讽乎舞雩",与孔子赞同"风谏"合。将"风"理解为采风、风宣其德,将政德赋于音乐等,又与孔子对乐的爱好合。《侍坐》章保留了孔子与四子言论的核心部分,编排整理没有改变其实录性质。"侍坐"章的书写情况再次验证了上博简《仲弓》篇所体现的《论语》的一种成书可能,即孔门弟子从所记繁多的孔子言论中选编删削而成。

谈《周易》爻题的形成时间及相关诸问题

从《左传》有关记载、《周易》有关传文和以往出土的有关战国竹书综合考究,推断《周易》爻题的形成是在公元前 500年后的孔子晚年或再稍晚一点的时间;《周易》与其前筮书的最大区别是有爻辞;爻题的从无到有,是由开始多用或沿用其他种类的筮书、筮占方法而走向独尊《周易》的发展特点决定的;爻题体现着蓍与爻、卦的联系,表示爻的时位与方位,提示如何积爻成卦,具有多种含义与作用。

论上博简《容成氏》篇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问题

上博简《容成氏》篇内容丰富,性质较为特殊,是了解战国社会思潮的一篇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关于其学派归属问题,大致有儒家、墨家、纵横家等不同说法。分析是篇内容,可以看到,其理论思想与儒家的《大戴礼记.少闲》篇非常相似,而与《墨子.非攻》篇相乖戾。《容成氏》篇所宣扬的理想社会与《礼记.礼运》篇相一致,是篇力求借助讲述古史来阐述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而这正是儒家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思路。从《容成氏》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七十子后学发展传统儒学的一个侧面。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

关于季札研究的若干问题再探

春秋时期吴国著名的贤大夫公子季札,因典籍记载缺略,所以其重要的事迹,如让国、隐居延陵、救陈等皆暗而不明,引发学者长期争讼。近年面世的上博简《弟子问》、《吴命》篇内容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弟子问》载孔子盛赞季札为"天民",即先知先觉的圣人,可知《春秋》不贬季札。《吴命》"吴走陈"的简文印证了季札救陈的可信性以及正义性。季札精通礼乐,是春秋时期深研诗乐的第一人,他是先秦时期吴文化的一座高峰。

上博简《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

新材料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促进新学问的涌现。对于《诗经》学史而言,近年面世的以上博简《诗论》为代表的简帛资料,不仅大大促进了对于诗三百篇的研究,而且促进了《诗经》学史的研究。在上博简研究的带动下,近些年关于《诗经》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如果说上博简《诗论》补充了《诗经》学史源头的话,那么,上博简《诗论》面世以后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则是一部《诗经》学史的尾,这个一首一尾的形成与联贯对于"重写学术史"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成王为城濮之行》通释

本文在各家研读的基础上,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成王为城濮之行》篇中的几个字进行考释,进而对该篇作一通读。

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与楚辞学的新认识——兼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为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上博简第八册的楚辞类作品便是其中代表。《李颂》歌咏的对象实际上是梧桐,《兰赋》表现了"幽兰"的意象,作者均是托物言志,表现作者所追求的道德理想。《有皇将起》与《鹠鷅》的关系尚难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四篇文献展现了早期楚辞的面貌,为我们认识辞赋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释上博简《凡物流形》篇的“姊”与“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的《凡物流形》篇中见有"姊"、"練"二字。"姊"字亦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之《三德》篇,本文认为均当读作"际",训为接或至。关于"觫"字,本文认为当读作"陈",训为敷、布或施。同时,本文还对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篇所见之两例"涑"字加以解释。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