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诸子学兴盛与文章发展史观的变迁——以章学诚、刘师培文章史观的接续与发展为例

中国古代文章理论观念的提出与变化,往往有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推动作用,诸子学的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清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章学诚、刘师培身处不同时期,二人自觉将诸子学与文章学的思考结合起来。章学诚明确提出战国文章在文章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师培则承接章学诚,明确阐发了战国文章的价值,这一论述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研究;章学诚围绕战国诸子对文章体貌流变的论述略引端绪,之后刘师培则站在文章发展史的高度,由"辨章学术"从而梳理文章发展之源流、规律,这是当代研究值得借鉴的新视角。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试论先秦诸子学在清代学术中的地位

清代学术以考据最有特色。学术理路的选择决定了学术的走向。以子证经、史这种缘起决定了清儒研究诸子也要以考据为主。在经、史考证需要的推动下 ,先秦子书得到了大量的整理 ,子学也走出了理学时代的异端地位 ,而回到了“子为六经羽翼”的学术体系中 。

《老子》的养生思想--以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北京大学藏竹书为中心

《老子》的养生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通过对作为根源之"道"、"德"的把握,或者通过达致与"道"有密切关系的无知、无欲、无为,来实现养生思想所企求的"长生久视"。第二,基本上不把个人生命、身体的保护与天下统治权的获得视为矛盾、对立的关系,认为养生和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对待、相互交错展开的关系。《老子》中进而萌发出一些领先时代的新的养生思想。例如,对养生予以极高的评价,把养生看作是最高的最终的人生目标。此外,虽然《老子》养生思想几乎都说的是"养形"亦即生命、身体的不老长寿,但其中也提倡以灵魂、精神在死后继续永存为内容的养生即"养神"。

浅谈《史记·龟策列传》——兼与《庄子》之《外物》等篇的比较

按《史记·太史公自序》关于《龟策列传》的基本构想,今本《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曰"之前的第一部分和最后的"卜辞"记录,应该就是司马迁的原作和该篇传记的全部内容。旧史家认为其"有录无书"或不当入于"列传"之体,是值得商榷的。而"褚先生曰"完全是作者不领会该篇传记的独特性所致,也招致了后世史论家的一致诟病;同时,也不可否认,所谓褚少孙补作,仍有一定文献性和史料性价值,是对《庄子》文本和有关历史传说的再创作。"褚先生曰"之所以杂凑《庄子》多篇,也说明先秦诸子之书,与"史"有同质的关系;史传文学是史官文化的产物,先秦诸子亦源于史官,二者的关系是同源而生。

朱子治《诗》理念简论

朱子的治《诗》理念可以从治《诗》宗旨、立场和原则三个方面来观照。朱子的治《诗》宗旨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遍采群言,熔铸新篇;三是指导为人为学,以便学者切己体察。朱子治《诗》,持经学立场,但又兼顾文学立场,以经学立场凌驾于文学立场之上。朱子的治《诗》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由训诂求义理,二者兼顾;三、简洁;四、多闻阙疑。

老子的“道论”并非凭空而论“道”

帛书本及诸通行本《老子》开篇便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个关于"道"的命题,并对其加以阐释与演绎,这种玄而论"道"的方式,无异于将"道"置于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让人感觉很是费解。其实,老子的原作或者说更接近于老子原作的郭店楚简本《老子》并非如此凭空论"道",而是结合现实论"道",使"道"有理有据,有血有肉,颇具生命力。

非“真人”而为“真”人——论孙楚对庄子之“真”的实践

"真人"与"真"是庄子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真人"是"真"的人格化在学界已成定论。但是"真人"非"真"人,而是对人之"真"的悖逆和超越。孙楚傲视权贵的真性情,对妻子和友人的真情义,其赋作中散发出来的真美感,以及他在颂赞奏书中表露出的真志向,均表现出晋人孙楚作为"真"人而非"真人"的精诚之至,其言行举止本身是对庄子之"真"的真切实践。

论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注庄“视脚”

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纂集了从西晋的郭象至南宋的林希逸等十三家注,是现存最早的《庄子》集注作品。该书纂集众注,断以己意;兼顾音训,注重义理;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庄学研究史上意义重大。褚伯秀身为道教中人,却以独特之“视脚”涵摄了儒释道诸多视角,努力克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弊端,他的这种通化的根性值得我们重视。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琐议

1993年10月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战国楚墓的竹简《老子》,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老子》文本。它是校勘其他传本的重要资料,如帛书本及今传本"绝仁弃义",简本作"绝伪弃虑",说明简本《老子》并不反对仁义,这些差异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老子思想与儒道思想的关系。因此对简本《老子》进行整理研究意义重大。

楚辞研究在台湾(1947-2009)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7年迄2009年台湾出版过楚辞著作之学者有七十多位,出版的楚辞专著有126本,撰写的硕士、博士论文有56篇。台湾师范大学是台湾楚辞研究的重镇,研究楚辞的学者最多,培养的楚辞硕士、博士最多,成绩最为可观。台湾楚辞研究呈现多元的局面,对楚辞的各个领域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台湾有影响的代表性的楚辞学者有苏雪林、台静农、缪天华、何锜章、史墨卿、彭毅、傅锡壬、陈怡良、高秋凤、廖栋梁等,这些不同年龄层的学者或师生相承、或彼此取资,共同促成台湾楚辞研究的薪火相传。以楚辞为主之学术研讨会,相对于大陆,则明显太少,这与台湾国学研究的多元化有关。总体来看,台湾的楚辞研究并没有像大陆由于政治局势的干扰而显现极大的落差,六十多年来始终受到重视。

论《朱子家礼》对朝鲜王朝婚姻制度的影响

《朱子家礼》是朱熹关于纲常伦理、礼节礼仪的著作.建国之初,朝鲜王朝的士大夫们就将《小学》与《朱子家礼》视为落实儒学社会规范的指导思想和实践纲领,并在批判性吸收《朱子家礼》的基础上,推动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冠婚丧祭习俗的形成.《朱子家礼》对朝鲜王朝婚姻制度法制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结婚年龄方面,规定男子年满十五或者十六,女子年满十四以上均可婚嫁;第二,在婚姻形式上,试图以亲迎制取代男归女家习俗;第三,在婚姻约束条件上,强化一夫一妻制,严正维持“礼无二嫡”原则,明令禁止有妻娶妻和一夫多妻现象的出现;第四,在婚姻居住原则上,逐渐淡化男归女家的传统婚姻观念,转向结婚后女方居住在男方家繁衍生息的方式;第五,禁止女性再嫁.

郭店楚简《老子》中假借字的语音现象分析

郭店楚简《老子》中存在着大量假借字,是研究上古音有价值的材料。通过对这些假借字分别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明确地发现,当时楚国语音在声母方面存在清浊通用,轻唇音不分,舌头舌上不分,泥娘日三母不分,章组归端等特点,在韵母方面存在阴声韵、阳声韵与入声韵截然分立等特点,在声调方面,当时楚国语音中只有平、入两个调类。

乾嘉学风下汪中的诸子学——《述学》思想探析

汪中是乾嘉诸子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诸子学思想集中保存在《述学》一书中,主要研究了墨学、荀学以及老学。汪中的诸子学研究,尤其是墨学和荀学研究,打破了诸子思想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局面,使得诸子学重新回到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墨学和荀学逐渐回复到了先秦时期的重要地位。自汪中之后,诸子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越来越成熟,汪中可以说居功至伟。

从楚语现象看《庄子》与楚文化的渊源

方言是一种语言中与标准语相区别的、只通行于某一地区的语言,是带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的。庄子为宋人,但《庄子》一书却多用楚地方言,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通过分析《庄子》书中多做楚语的现象来揭示其与楚文化的密切渊源,并力图从宋楚关系、庄楚关系及老庄关系等多个角度来略窥其产生这种渊源背后的文化历史原因。

老子思想形成之路——老子思想渊源述略

春秋时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老子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拟从老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社会动乱;出生地陈楚地区特有的文化背景;曾任史官,对其思想形成直接的影响以及老子对古书:《尚书》《周易》的继承与发展几个方面加以说明,试图揭开老子思想渊源这道神秘的面纱,亦是对前人观点的进一步梳理。

朱熹理学对庄子思想的援引与改造

虽然朱熹较少论及自己对庄子学说的理解或参证,但实际上后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朱熹的思想,并推动其不断深化。朱熹理学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与庄学的相似性。首先,庄子将道理解为宇宙的本体,其遍在于万物之中,朱熹也认为“道体随处发见”。其次,庄子提出“万物一体”的观念,强调万物皆由气这种基本质料构成,它们共存于一个生命的整体之中。朱熹继承了这种均气同体的思想,也以“气化流行”讨论“万物一体”。最后,庄子主张涵养精神之虚静,而包括朱熹在内的宋儒对虚静的认识与实践都可以追溯到庄子那里。可以看到,朱熹虽恪守儒者的立场并力辟佛老,却暗自吸纳了很多庄学的思想资源,二者有着深厚的亲缘性,而主要的区别则在于对道德实践的态度。

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特点——以人的主体性为主导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对认识问题进行正式讨论的哲人,孔子为先秦儒家的认识论思想开拓了"生知"与"学知"两种认知理路。其中,孟子沿袭"生知"一路,将人心与天沟通,提高了人的地位;荀子则主张"学知",强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老子》则在提出"道"的同时,率先把本体论与认识论贯通起来,并认识到了主体反思性思维和直觉性思维的作用;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以"道"为核心的认识论,反对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追求主体对"道"的复归。在此基础上,王弼以"无"为"道",强调言意之辨,否认对客体之纷繁的具体认识,把认识的重点归于主体。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高峰,对认识论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其中朱子高举"格物致知"的旗帜,但其认识目的之在于主体的自明,而非对客体的分析;在王阳明那里,传统认识论的主体性倾向达到了顶峰,王阳明把"心"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把对万物的认识归结于人的认识能力与能动作用。

《孙子兵法》的胡志明越南文译本探析

越南研习《孙子兵法》由来已久。在古代,越南人是直接研读汉字原文,到了现代,则需借助拉丁化国语字译本。已故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越南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将《孙子兵法》译成拉丁化国语文。这是《孙子兵法》在越南的首个译本,具有服务战时需要、简明扼要的特点。胡志明译本对推动《孙子兵法》在现代越南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越南现代军事理论注入了《孙子兵法》的重要元素,影响颇为深远。

庄子故里考释

关于庄子故里问题,历代皆有学者考证,此一公案绵延至今。截至目前,就庄子故里归属有四说:其一为楚地说,其二为山东东明说,其三为河南商丘说,其四为安徽蒙城说。庄子故里楚地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及依据,论证逻辑有三:一是考察楚国沿革,由吴起变法到公族消杀北迁;二是对庄子职业和身份的进一步认定;三是屈庄合证,南北文化心理的差异。通过对庄子故里考释获得其在荆楚大地获取的思想渊源、精神底色和价值关怀,以探求庄子、道家、荆楚大地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