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时代——胡适《读〈楚辞〉》的学术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读〈楚辞〉》对《楚辞》相关文献的考辨及《楚辞》注家的研究具有启发《楚辞》文献学研究与促进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意义。同时,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等观点,更暴露出他的《楚辞》研究存在着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胡适西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折射出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型历程。

胡适与哈佛燕京图书馆

根据实地文献调查,参考相关资料,介绍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为胡适学术研究所提供的文献支持,以及胡适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捐赠和贡献。

试论朱子经世思想中的“公论”观念

南宋朱子顺应宋代士大夫群体将君主政制义理化与宪制化的气质特征,亦体现了理学经世的致思方向。围绕君主、宰相与台谏,朱子形成了关于合理的中枢政制架构的基本构思;而其运作,又必须依准于公共商讨的政治程序与士林舆论的政治机制。更为关键的是,"公论"不仅体现为商讨与舆论的制度设施,而且必须从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心术、实践素养以及合作形态等的精细措意来加以贞定。由此,"公论"观念在朱子的经世思想中呈现为一种极富张力的形态特征,它一方面意蕴为君主政制下的审议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理学公共天下、构思秩序的重要内涵。

以古文试作小说——以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为例

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唐时期的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尤以韩愈为典型代表,呈现了当时古文运动全貌中的一隅。《〈石鼎联句诗〉序》文体复杂,叙事生动,文意隐晦,是以古文的形制创作的小说。韩愈通过创作兼具娱戏与讽喻特征的小说,将“文”之独立性与“道”之超验性有机结合,使得古文文体在“载道”的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为理解中唐古文运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西汉居室考述

居室为少府属官,有令丞,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为保宫。历代学者对居室少有注解。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出土了众多"居室"陶文及封泥,又有不少涉及"葆宫"的简牍,为窥探西汉居室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契机。从其名称看,居室初为管理宫内房屋的机构,后又拘系刑徒,役使囚徒劳作。保宫与居室乃同一机构在不同时期的名称,但随着历史演进,两者职掌略有不同,保宫兼有拘押人质的职能。

论唐代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的职责之分

史官与史官制度是史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唐代,由于史官制度的完善和独立修史机构——史馆的出现,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记注"与"撰述",这两大历史学的传统内容,到了唐代完全独立开来,起居郎、起居舍人与著作郎的分工更加明确化和固定下来。这一新变化表明了唐代史官制度的基本定型和史学在唐代已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真正确立,并最终与经学分离。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的分工问题是探讨"记注"与"撰述"相互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世纪末“女妖”图鉴——《世纪末的华丽》与《愫细怨》中的都市女性想象

当代台港女性作家对于都市女性的想象与书写是对“五四”女性写作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她们致力于还原当代都市的生活图景,通过世俗图景中的个体生存经验与精神际遇,审视性道德与观念的迭代以及此间产生的伦理悖论,一方面解构父权抒情传统,一方面反省复杂暧昧的现代道德与生活原则,她们书写的终极旨归还是对女性生存的关照,和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呼应。朱天文与施叔青分别以台北和香港为背景,以写实主义的清醒锐利和现代主义的先锋精神,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角度呈现世纪末的繁华中都市女性的想象与经验,对照出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和背后都市文明的发展对女性精神际遇与生存状态的复杂影响,不乏省觉与人文关怀。

胡适对美国各大图书馆《水经注》版本的利用:1943—1946

论文对1943—1946年胡适在美重审“《水经注》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力图全面再现胡适当年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水经注》版本的利用经过,揭示王重民、杨联陞、裘开明、邓嗣禹等学人对胡适的学术支持。

中美关系历史大潮和个人学术追求——以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朱士嘉为例

方志学宗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朱士嘉先生在美国留学和工作11年,有很多重要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1950年他辞去华盛顿大学教职回到中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不久中国开始抗美援朝,中美强烈对抗。在20世纪50、60年代政治运动时期,美国留学的经历让很多归国留学生不得重用,朱士嘉教学和研究报国的理想不能实现。朱士嘉如无数其他归国留学生一样,历经坎坷和磨难。但他一直在学术上特别在方志学上继续不懈地研究和探索。不管在顺境或逆境,朱士嘉都持之以恒地从事方志学研究,由此尽可能地寻求与国家和民族命运变化的平衡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