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学术与重勘中华文明——20世纪以来《楚辞》神话研究概述及反思

有别于传统经史范式,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建立是《楚辞》神话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异质文化冲击和现代学术建构的驱力下,20世纪以来的《楚辞》神话研究成为时人理解中华文化、重勘中华文明的途径。20世纪前期形成的四条基本路径影响至今:诉诸信史的实证研究、文学艺术的系统研究、跨文明比较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阐释。经20世纪中期过渡,80年代以来的《楚辞》神话研究走向繁荣和学科自觉。同时,随着中国神话学界的前沿反思与范式推进,《楚辞》神话与中国文明起源特征、早期经典形成、早期中国思想史等问题成为学界热点。新的学术视野和新的学术使命都昭示着,《楚辞》神话研究必将继续参与到更深入更宽阔的当代学术发展中。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论《离骚》对西汉文人创作之影响

《离骚》作为楚辞代表作,深受西汉王室和文人的喜爱。他们视屈原为爱国忧民的榜样,开创了借榜样咏己的写作方式;西汉文人对楚辞的摹拟创作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楚辞的原始风貌,楚辞的鬼怪神异色彩和富丽语言也被文人化用到赋中。辞赋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促使经学将辞赋正统化,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屈原与楚辞研究的新开拓——“屈原与澧水”学术研讨会暨湖南省屈原学会2023年年会综述

2023年3月17日至19日,“屈原与澧水”学术研讨会暨湖南省屈原学会2023年年会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举行。本次研讨会围绕“屈原与澧水”“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原与当代文化建设”“楚辞及其影响”“楚辞与中国古代文史”等五个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屈原与楚辞研究在研究团队、研究选题、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开拓,并为如何规划相关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借鉴。

关于《楚辞》中特殊义涵词语的案例考析

上古汉语中,单音词语义涵丰富。其中有些义项由于在后世典籍中很少出现而渐渐被淡忘,在词义研究中可称为特殊义项。上古文献,特别是具有浪漫色彩的楚文献中,采用特殊意义的词语,常常造成后人阅读的障碍。试以战国《楚辞》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文字的语素溯源、文献对读的方法,就《招魂》中的“哀”、《九辩》中的“在”以及多篇作品中出现的“容与”等词语进行语源探讨,以期更准确地领会先秦楚文学作品的独特韵味。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的楚辞书写探析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部具有参考性质的工具书,其中康纳瑞执笔的楚辞部分也充分考虑了读者喜好和阅读习惯。他将楚辞作为骚、赋、骈文等的原型按发展进程进行讲述,行文中着重强调对知识要素与楚辞的流变。同时,他不否认屈原的历史真实性,但对从《楚辞》文本出发解读屈原的做法表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这体现了中外学者对待文本以及作者态度上的差异。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引《楚辞》注考论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是宋末元初分类编次杜诗集注本,所录注家有近六十家,其中关于征引《楚辞》注释杜诗的方式有三种:直接征引《楚辞》原句祖述杜诗字词出处,征引《楚辞》原句释杜诗句法和诗意,征引王逸注释解释杜诗字词。宋人征引《楚辞》注释杜诗是杜诗逐渐经典化的表现,这些注释又对清人注杜影响深远。

基于“言-象-意”关系的《楚辞》园林意境解译

《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和文学史上的瑰宝,描绘了楚国的人居环境和园林场景。基于“言-象-意”关系和意境心理发生机制,研究《楚辞》中的园林意境及其承载的思想内涵,分别对“大内御苑”“离宫苑囿”“贵族宅园”3类园林的场景意境解译,反映楚国园林“天人合一”,人本主义、浪漫主义、仙境的人居思想和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情感。

评郭沫若的楚辞研究

郭沫若的楚辞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功劳不可抹杀,然亦存不少可商之处。第一,关于屈原的生年,其说法十分可疑;第二,郭沫若凭想象勾勒出屈原放逐的路线,与屈原诗作和史籍所载完全背道而驰;第三,其创作的屈原自杀故事,决非事情真相;第四,谓《离骚》是屈原的“绝命辞”,其说亦非;第五,关于《天问》错简问题,其观点更是前后矛盾;第六,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断然推翻王逸、朱熹等人的传统说法,失之轻率。

楚辞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关联

自战国时期庄蹻开滇以来,滇楚文化交流就已常态化,其中,楚辞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就产生诸多关联,形成一所大花园,是值得开垦的处女地。通过对二者在哲学、宗教、风俗、文学、科技等方面的关联介绍,希望对这方面研究有兴趣的同志有所裨益。

李陈玉的遗民情结与骚愁表达

文化的脉搏连着民族的心脏,明代遗民的楚辞文化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持正义、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明亡之后,作为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李陈玉怀着对故国的留恋和思念,曾有过激烈的武力反抗,也有过遁迹山林的隐居生活,还有过借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注《骚》经历,是一位典型的遗民《楚辞》学者。李氏的遗民身份,李氏的资质禀赋,以及他在前明王朝的政绩、理政观念和青云路断的仕履经历,尤其是甲申之变带给他山崩地裂的刺激,使得他先是选择了暴力反抗,又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终而选择了笺注《楚词》进行遗民的骚愁表达。

清肺除刺方治疗肺经风热型粉刺的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清肺除刺方治疗肺经风热型粉刺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00例肺经风热型粉刺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A、B两组,每组50例。A组给予清肺除刺方,B组给予丹参酮胶囊。观察皮疹的数目、类型、颜色、部位以及中医证候"心烦失眠"、"大便干结"、"口干口渴"、"皮肤灼热"的情况。将观察指标按无、轻度、中度、重度划分等级并计分。于治疗前、疗后2周、4周、6周、8周观察时点记录积分,后将数据输入Excel 2000工作表,使用SPSS 1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在皮疹的改善作用上,A组总有效率为88%,B组总有效率为90%,两者经统计学检验无差异(P>0.05)。在中医证候的改善方面,清肺除刺方的总有效率为100%,丹参酮胶囊为36%。经统计学检验显示A组有效率明显优于B组(P<0.01)。结论:清肺除刺方治疗粉刺具有确切的临床疗效,能够有效改善皮肤损害,明显缓解粉刺所伴随的中医证候。

《九歌》祭祀性质辨析

《九歌》是一组具有国家祀典性质的祭歌,用于大型、重要的祭祀活动。《楚辞》中《九歌》的歌辞与宫廷一般的《九歌》之辞不同,是屈原于沅湘南郢之城邑为当地贵族及部落首领或酋长、土王们祭祀时改写或创作的歌辞,而绝非一般现代意义上的“民歌”或民间祭祀之辞。

清肺除刺方免疫抗炎作用的实验研究及对血清sIL-2R的影响

目的观察清肺除刺方的免疫调节及抗炎作用。方法将70只BALB/C小鼠随机分为2,4-二硝基氟苯(DNFB)造模组32只,二甲苯造模组32只,正常对照组6只。DNFB造模组及二甲苯造模组的小鼠再分别随机分为清肺除刺方组、强的松组、丹参酮胶囊组、模型组,每组8只,分别予以相应的干预措施。观察各组小鼠的耳肿胀及病理状况,并检测小鼠血清可溶性白介素-2受体(sIL-2R)水平。结果①DNFB造模: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左右耳片重量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模型组比较,各药物组小鼠左右耳片重量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强的松组比较,清肺除刺方组左右耳片重量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二甲苯造模: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左右耳片重量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模型组比较,各药物组小鼠左右耳片重量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强的松组比较,清肺除刺方组左右耳片重量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与正常对照组比较,DNFB模型组小鼠血清sIL-2R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模型组比较,清肺除刺方组、强的松组、丹参酮胶囊组血清sIL-2R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清肺除刺方具有确切的抗炎作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胞免疫。

楚辞英译若干问题的商榷

在《楚辞传播学与英语语境问题研究》一书中,杨成虎、周洁两位先生对中国译者的各种楚辞英译本进行了评论。该书有关楚辞英译的不少见解甚为偏颇,且违背了学术批评的规范,有必要与作者进行探讨与商榷,以明是非、正视听。就不同见解和做法所进行的探讨包括《涉江》、《离骚》等篇篇名的翻译,某些诗句、诗节的解读,若干翻译的理念,以及翻译批评所应采取的态度和遵循的原则等。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

围绕《楚辞·远游》作者是否为屈原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近年来出土大量楚地竹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竹书篇卷体例中的"附益"现象对《远游》文本的解释具有启发意义。《楚辞·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淮南王刘安原作《远游》,下部为扬雄《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因为被附益在《远游》之下,因而使《远游》充满了争议。这些史料线索原本在"扬雄自序"(即《汉书·扬雄传》)中有明确说明,但后人囿于《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成见,往往意气用事,对既有史料视而不见并曲为之说。《远游》与《广骚》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占有很高地位。

《楚辞集注》叶音古韵分部考

朱熹叶音具有古音属性。据《楚辞集注》叶音考察朱熹古韵分部,考得朱熹古韵舒声十四部、入声八部。《楚辞集注》叶音古韵与《诗集传》叶音古韵和江永的古韵分部大同小异。

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楚辞》几种英译本得失谈

文章以《楚辞》英译为例 ,讨论中国典籍翻译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指出对典籍缺乏研究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本的质量 ,主要表现在 :1 )原文本的多科性、多义性没有被很好传达 ;2 )译本没能反映原文本研究的新成果 ;3 )译者对原文本理解尚有错误。在此基础上 ,文章认为佛经汉译的经验对中国典籍外译具有参考价值 ,并对典籍翻译提出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