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家蚕春秋兼用品种“明·丰×春·玉”的育成

利用杂交育种及多元杂交种选配技术,育成了优质、高产、易繁的春秋兼用家蚕新品种明.丰×春.玉。经浙江省家蚕新品种实验室鉴定和农村生产试验表明,该品种孵化、眠起、上蔟齐一,好养,茧形大,万蚕产茧量、万蚕茧层量、5龄1日万蚕茧层量分别比对照品种秋丰×白玉提高5.22%、11.26%、7.72%,解舒丝长、洁净、鲜毛茧出丝率优于对照,蚕种繁育性能优良。2007年该品种通过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诊籍”情志病的病因病机和证候分析

为发展中医心理学基础理论,笔者对西汉名医淳于意“诊籍”的心理学认识进行理论探索。诊籍中讲述了由于情志所引起的疾病,并且通过诊脉,用中药和针灸治疗此类患者,疗效显著,说明淳于意对情志的病因、病机和证候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高玉瑃针灸治疗高血压病经验总结

高玉瑃教授基于经络气血盛衰理论,从肝、脾、肾论治高血压病,调和气血阴阳;临证借鉴"逆针灸"的学术思想,审视气血,上病下取。辨证把握虚实,注重穴性不同,或针或灸。如此协调阴阳,调畅气血,达到"阴平阳秘"的治疗目的。

春用家蚕新品种“春·兰×玉·帛”的育成

采用杂交育种方法,育成了优质、高产春用家蚕新品种春.兰×玉.帛。经四川省实验室和农村生产鉴定表明:该品种孵化、眠起、上蔟齐一;体质强健好养,蚕体粗壮,茧形大且匀整;产量高,万蚕收茧量、万蚕茧层量、万蚕产丝量分别比对照种菁松×皓月提高1.02%、3.65%、4.00%,分别比对照种871×872提高2.65%、6.32%、2.45%;茧丝长、解舒率、洁净、鲜毛茧出丝率分别为1 256 m、90.77%、97.60分、19.90%。该品种综合经济性状优良,适宜在四川、重庆等西部蚕区推广饲养。

杞国都城迁徙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疏证

关于杞国分封和初都问题,学界意见较为统一,而对杞都迁徙时间和地望则见仁见智。杞在周初分封于河南杞县,西周懿王前迁入山东,因卷入叛乱被周王朝迁置新泰、宁阳一带,直至春秋早期。因受四邻觊觎,杞国灭淳于迁都取地。春秋中期,淮夷病杞,杞国迁都缘陵。春秋中期偏晚阶段,晋国为杞修城。到春秋晚期,杞人被迫再次迁徙到鲁国北部一带。战国早期楚灭杞,其地尽归楚国。政治变迁是周代不同政治实体为生存而采取的不同适应性对策。

春雨烧伤膏抗感染和创面愈合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春雨烧伤膏对深Ⅱ°烧伤创面的促进愈合作用和在体抑菌作用。方法采用大鼠深Ⅱ°烧伤模型,创面接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2 h后,应用春雨烧伤膏、湿润烧伤膏,观察其对创面的促进愈合作用和在体抑菌作用,并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创面应用春雨烧伤膏可以减轻烧伤创面早期加深,缩短大鼠深Ⅱ°烧伤创面愈合时间,降低创面的细菌数,增强细菌抑制率。结论春雨烧伤膏具有改善烧伤创面皮肤的组织结构、促进创面愈合作用和在体抑菌作用。

淳于髡与杂家

杂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九大学派之一 ,有自己的学派宗旨 ,有庞大的弟子群体 ,有著作 ,有稷下先生作为学派领袖。杂家学派产生在稷下 。

北京地区秋大棚‘早春红玉’类型小型西瓜品种比较试验

以北京地区秋季主栽品种‘特大早春红玉’为对照,引进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培育的7个‘早春红玉’类型品种(‘北农’系列1-7),通过品比试验筛选出优良品种。结果表明,‘北农-2’和‘北农-3’平均单果重均大于1.6 kg,坐果率大于90%,果实发育期小于30 d,平均含糖量大于11.5%,非常适宜北京地区秋大棚设施条件下种植。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道光六年清廷平定南疆用人决策述略

道光六年,清廷为迅速平定南疆张格尔之乱,于六月至九月间,在将帅任用、将领选派与兵员调动方面果断决策,为顺利平叛及最后取胜奠定了基础。从最初任命署理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总统军务,至重发谕令以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总理全盘,前后不到二十天,显示清廷对南疆战事的重视程度。有益于西北局势的稳定。由于路途遥远,清廷谕令传递、兵员将帅集结延时,故而在初期二个多月里战事部署者杨遇春所起的作用显著,亦反映了清中期政治军事转型特征。

“三焦”针法治疗顽固性呃逆1例

呃逆是临床中常见的一种膈肌痉挛病,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治疗呃逆的方法很多,相比之下,针灸和中药在治疗本病上具有见效快、副作用小的特点。

涂山考源

禹的一生 ,与涂山颇有缘——据传 ,他曾娶于涂山 ,又曾大会诸侯于涂山。文献于“涂山之会”外 ,又有“会稽之会”一说。事实上 ,二者是一回事 ,“会稽之会”本不存在 ,是作为“禹之苗裔”的越人的善意创制 ;“娶于涂山”与“会于涂山”之“涂山”,是同一个地方 ,不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处所 ;茫茫禹迹 ,涂山何在 ?本文在比较诸说长短得失的基础上 ,认为还是杜预的“在寿春东北”得之 ,并予新的论证。

贵和求和的司法文化——以“《春秋》决狱”为例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通过"《春秋》决狱"遗存下来的四个案例的分折,展示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论证分析——兼论出土文献的逻辑史价值

中国逻辑史研究一直以传世文献为核心史料,缺乏对出土文献的重视。然而,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冲击也将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产生影响,特别是先秦逻辑史研究。本文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所载论证实践为例,揭示了其中常见的论证模式以及论证主体因素对于论证说服力的影响。这种对出土文献的论证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先秦时人的论证活动,而且可以促进对相关传世文献的理解,同时也拓展了中国逻辑史的史料范围。

美的自律:梁遇春散文艺术风格阐释

20世纪20年代文人梁遇春的散文在"审美现代性"建构中有较大意义。他的创作艺术风格呈现出某种现代意味的"美的自律",他采用幽默与想象性、象征等笔法,既增进了文章的趣味性,又在与传统笔法的继承与突破中表现了审美的"现代性"特质。

湘西古代乐器铜錞于、铜钲与铜编钟

湘西地区发现的古代乐器铜錞于、铜钲、铜编钟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是当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乐器的形制提供了有利条件。考古资料表明,铜錞于、铜钲、铜编钟等在湘西的出土,为研究湘西人文历史、民族迁移、艺术衍变、礼乐制度、宗教祭祀等提供了有力佐证。铜錞于、铜钲、铜编钟等乐器颇具研究价值,应该成为中国古代乐器研究及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主体部分。

鸦片战争若干问题考辨

以军事手段封锁一国海岸线,显然属于战争行为。1840年6月22日,英军宣布封锁广东沿海海岸线,也就宣告了战争的开始。懿律到达广东的时间应是1840年6月30日,而不是28日。定海之战中,张朝发受伤而死,应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官。《穿鼻草约》根本不存在,义律与琦善达成的所谓共识也不足以成为英军侵占香港的理据。关于虎门大战前后琦善裁撤军备、不增援的说法可能来自于骆秉章的一份奏折。琦善可能是最先认识到英军能够陆战之人。三元里抗英斗争发生时余保纯应为署广州府知府,而不是广州府知府。在英船沉没的问题上,姚莹、达洪阿确有不实虚夸之词。

元儒郑玉《春秋》诠释三题——以《春秋阙疑》为中心

郑玉的《春秋》诠释以"圣人未修之《春秋》"与"圣人已修之《春秋》"的区分为基础,批评杜预、孔颖达等对《春秋》命名的界说,肯认《春秋》是经非史,客观上构成对朱熹等人所持以史视《春秋》观点的反动。杜预、孔颖达及公羊学家们所持感麟作经故经止获麟的说法,是就《春秋》之形式而言,《春秋》实质上终于黄池之会。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在解经方法上,基于对《春秋》经史性质的界定,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他那里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春秋集义》作者李明复籍贯略考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两者之矛盾即王国维难题之所在,此问题对区域文化研究者有启发意义,并可在当前地方文化研究中利用"佛教四句破"扩充和丰富这种对立格局。纪晓岚谓《春秋集义》作者李明复"始末无考",乃失察之言。查《春秋集义》序跋、《合川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可以初步判定李明复籍贯乃今重庆市合川区合阳镇濮湖村。文章据此排除了李氏为陕西合阳人、山西安泽人、浙江天台人的几种说法并说明了诸误说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