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帝国的政治哲学——《春秋繁露》的思想结构与历史意义

以往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以儒学与权力的关系为中心,以民主—专制为价值预设,虽有其根据与意义,但并不足以揭示董氏著述的问题意识、逻辑结构和历史作用。面对汉帝国初期所面临的文化断裂、国家社会对峙这两大问题,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儒教之天为信仰支撑,以圣为体天制度者、王为循制治事者的等边三角式理论体系。这不仅塑造了汉帝国的政治架构,对整个中华文明也有某种程度的奠基性作用。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天人感应的发生机理与运行过程——以《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为文本依据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感应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了"天道类动""阴阳性情""人副天数""因五行而用事"系列的概念、观念,论述了感应的一般性原则,既有诸多命题的逻辑推演,也有"求雨""止雨"的实际应用,因而为天人感应的观念与信仰建构出一套完整的认知系统。在董仲舒这里,感应思想被推向了成熟的形态。文章揭示和呈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发生机理与运行过程,以消除人们长期以来所作的神秘化误读,并克服学界研究对感应、天人感应只流于泛泛而说、停在表皮而不能深入内里的弊端。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

《春秋繁露》引《诗经》特点初探

董仲舒《春秋繁露》20多篇称引《诗经》,篇目主要涉及《大雅》、《小雅》、《邶风》、《卫风》、《魏风》、《周颂》、《商颂》、逸诗;多引用《诗经》原来诗句,带有较强的哲理性而少描述性与抒情性,注重《诗经》的"志"与"质";改易引用《诗经》部分字词或句序,为释文所用;引用《诗经》的一些诗句,进行阴阳灾异观点的阐释;客观上使严肃的论说文章增加了诗意和文采。

董仲舒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命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们已经将董仲舒与汉武帝紧紧捆绑在一起,认为董仲舒的学说为封建专制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实际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构想的政治模式是君居尊位而静默无为,臣据才德分职而治,上下相维而不相干涉的相对宽和的政治体制,这种消解专制政治的思想决定了他对汉朝采取批评甚至否定的政治态度、遭遇坎坷的人生命运。

从正名论推出人性论:董仲舒人性学说新探

将董仲舒人性论纳入其正名论框架下讨论,可发现其人性论原有的叙述理路及驳斥性善论的真实路径。这样,一方面廓清了以往孤立研究董仲舒人性论而不注意联系其正名论的封闭与狭隘甚至错误,同时显现出董仲舒人性论论证整体化的光彩。

试论董仲舒的人性观

董仲舒在继承前代思想的基础上,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加以调和,认为人性中包含了“善质”、“恶质”两种因素,并将情感因素归入“恶质”的范畴,进而提出以“王教”来完善人性的方法。本文对这一人性观作出了自己的评判。

《春秋繁露》中的“春秋学”篇章探析

区分《春秋繁露》的春秋学篇章,是了解《春秋繁露》的必要门径。通过对已有的区分进行分析,并加之对文本的解读,发现依《春秋繁露》各篇与《春秋》的距离之远近,存在着五种情况。至于哪些篇章最终可归于春秋学,还要视在何种情形下使用这些篇章。

董仲舒与两汉道教

两汉道教作为原始道教,在创立其宗教理论时,借鉴吸收了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是形成两汉道教神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太平经》为帝王而设的“法度”与董仲舒的“王道”思想也有明显的一致性;原始道经的产生与董仲舒的灾异说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论董仲舒的散文艺术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散文家之一,他的《春秋繁露》,运用"比物联类"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以《春秋》为依托,构筑了关于哲学、政治、道德、人性的庞大思想体系,并据之对当时社会进行全面观照。他的散文,运用多种技巧,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显示了他的精神风貌,在风格上代表了汉代散文众多风格中的一格。

董仲舒华夷之辨思想探析

董仲舒的华夷之辨思想以文化——特别是礼、义、信等德目作为划分华夷的标准,主张华夷可以互变,为民族大融合扫除了种族上的障碍。他坚持华夷的等级性,强调华尊夷卑,但华夷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都是王的臣民,因此他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注重以修文德的方式使四夷来归,反对武力征伐。其思想随着儒学的独尊,成为汉朝主流的民族思想,影响着汉朝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关系的处理,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发展。

“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合类说——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子将"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比配合类,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属性"暖清寒暑"。而二者的合类,是在天人同构理论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喜怒哀乐"四种情绪的实质是阴阳二气。阴阳之气有兴衰,故而"喜怒哀乐"同四时一样有循环流转,其背后的依凭是时间节律观。在此基础上,可以归纳出董子的修身之道与为政之道。一方面,董子认为人的四种心气应适时而发,不可滞留;另一方面,董子认为君主应效法天地的绝对准则执政,甚至提出君主应当"不私""无为"的政治主张。

简论先秦杂家与西汉学术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不仅催生了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这样兼摄百家之学的学派;反过来,先秦杂家在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又推动和引领了诸子百家杂家化融合的潮流。先秦杂家充当了先秦子学与汉代经学之间学术转型的主要载体和媒介,西汉诸子学的学术成就不仅打上黄老道家的烙印,更多的则是杂家化之后的产物。《淮南子》代表了西汉杂家最高的学术成就,《春秋繁露》则是西汉杂家儒学化后最为成熟、完美的产物。

董仲舒人性论探究

董仲舒的人性论,将"性"视为天生的性质,在人天生的性质之中,有善的成分,亦有恶的成分;人天生有"仁、贪",如天之有"阴、阳","仁"之性为"阳"、为"善","贪"之性为"阴"、为"恶";因有善的成分,所以人能为善;有恶的成分,所以人性不是天生即善,必须透过后天的教化,以"心"来抑制天生的"情欲",使之为善;故而,董仲舒论人性,非仅"性善论"或"性恶论"所可涵摄。文章从董仲舒人性论的证成;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与把握;董仲舒对荀子性恶论的修正与发展等三个面向作了探究,以期使对董仲舒的人性论有着深化的哲学反思。

《春秋繁露》中的君子人格及其当代价值

《春秋繁露》中包含了丰富的君子人格思想。具体体现在君子之于利、礼、仁义、诚敬、德以及养生等几个方面。其对于当下社会具有一定价值:在高扬市场经济利益导向的前提下,通过文化渲染倡导利益获得的正当性与适度性;积极倡导董子思想之仁义观,让仁者爱人、义者正我成为引领时代的正能量;大力阐发董子思想中的诚敬观,让守真持中、心诚意敬成为当代君子人物的自觉信仰;养心与养身并重,实现身心之健康。

董仲舒年谱考补

学界对董仲舒的生平,尤其是生卒、对策年多有争议。关于生卒年,经考证可知董仲舒生于高祖六年(前201年),约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关于对策年的材料颇多龃龉,取与史料矛盾最少的一说,系之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与公孙弘同为公羊家代表人物,关系密切,在景帝、武帝时期的诸多学术、政治事件中均有交集,故附公孙弘年表。

《春秋繁露·玉杯》之“善善恶恶”辨义——兼论董仲舒人性论的融贯性

《春秋繁露·玉杯》中存有一段董仲舒讨论人性的文字,其中的"善善恶恶"并非指"善、善恶、恶""扬善隐恶"或"善恶"等,而是指一种赞扬道德正确和厌恶道德错误的人性能力。其涵义之所以遭误解,原因在于诸多学者未联系上下文对此段文字展开细读及疏解,而仅依据各种前见对其进行割裂式的诠释,故使其真切的涵义未能彰显。在多种误解背后,实质上隐涵着将这段文字所展现的人性论点与《深察名号》和《实性》中的人性思想视作互不兼容的理论倾向,进而间接肯定了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不融贯性。究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反而具有高度融洽性及互补性,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人性论是一个具有融贯性及统一性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