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陶渊明哲学研究,优化《归去来兮辞》思想主旨教学

陶渊明是诗人,更是哲人,其诗文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论其具体意蕴,根据“陶学”界的一般研究,可大体归纳为“自然”“任化”“养真”等方面内涵。在《归去来兮辞》教学中,可以尝试着以此为路径来优化教学内容,以深入开掘思想意蕴。这是突破时下陶氏诗文教学模式化、扁平化局面的有益尝试,对于提高中学古诗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也有一定的启示性。

“陶学”研究与《归去来兮辞》审美品质教学

陶渊明诗文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处处渗透着作者独特的审美取向。论其具体意蕴,“陶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即任真乐道的人格审美、平淡虚静的自然审美、淳朴和谐的社会审美等。在《归去来兮辞》教学中,可以尝试着以此为资源来优化其审美品质的教学内容,以深入开掘文章的审美意蕴。这是改变时下陶渊明作品教学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局面的有益尝试,甚至对于提高中学古诗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陆贾治道哲学的易学诠释——以《新语》与《系辞传》为中心

西汉陆贾的《新语》以治道方略立论,是一部通过反思、总结秦亡教训,为西汉前期君主专制体制建构及普遍政治原则提供指导的重要著作。陆贾引用《周易·系辞传》,将“天人合策”与“统物通变”作为根本性的治道方法,他不仅提出了“圣人治迹”这一理想化的政治治理模式,又将阴阳之理作为“仁义之治”的内核,以凸显仁义和教化的积极作用。陆贾统合了《系辞传》中的天人哲学与伦理思想,意在论证“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之大势中“法先圣”“行仁义”的重要性。此一治道哲学的易学诠释方法涵蕴了践履人伦道德规范和创造不朽功业的政治理想。

“筮法”与“经旨”之间:试论朝鲜丁茶山的易学

朝鲜儒者丁若镛(茶山)在继承中国象数易学传统的基础上,由“筮法”而推“经旨”,形成其体系性的《周易》新解。筮法的基本逻辑是,在占筮过程中通过观察卦象系统的内在变动,来排除“人意”、敬承“天命”。以此筮法逻辑为前提,《周易》解释学的不少难题均可得到较清晰的解决方法。例如,由筮法逻辑可以明确推出,最严格的象辞相应论才是《周易》解释的正当原则,这就为象辞关系这一易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难题带来了曙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茶山以筮法为根基重解《周易》的尝试,源自朱子“《易》本卜筮之书”命题而又有所推进,是中国易学在异域的一大发展。

论慈禧太后与晚清维新运动的合离

慈禧太后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表现与她在晚清主导的三次变革中的表现是一致的,慈禧太后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守旧派,她总体上是倾向于缓进变革而反对激进变革的。但这种变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她的专制统治的需要,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禁止。她残酷地镇压戊戌变法运动就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反映。

晚清皇室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

作为近代物质文明成果的铁路从1860年代开始以技术形态输入中国,是否建设铁路成为清政府朝野讨论的议题。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英、德、美、法等国先后有过针对晚清皇室的铁路“实验”活动或设想,使晚清皇室的重要成员对铁路的态度有所松动。在1880年代时断时续地出现了6次铁路“试办”活动,第六次“试办”活动进行时还伴随着皇室游玩铁路的兴建。唐胥铁路的建成及其延展和津沽铁路的完工,是6次“试办”活动的成果。当铁路准备进一步向通州延展时引发津通铁路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定计兴办芦汉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得以起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皇室成员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和慈禧西太后等人对铁路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晚清政府铁路问题决策的前提。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过程反映着某种历史规定性。

马王堆帛书《系辞》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马王堆帛书《系辞》中几处重要的异文。今本《系辞》中的“象”，帛书作“马”，“马”义同于“数”。《庄子》中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此处的“马”，与帛书《系辞》中的“马”同义。今本《系辞》中的“太极”，帛书作“大恒”。恒、常同义，《仪礼》中说：“假尔大筮有常。”这个“常”即帛书《系辞》中的“大恒”，亦即《吕氏春秋·大乐》中的“天常”。今本《系辞》云“显诸仁，藏诸用”，帛书作“圣者仁，壮者勇”。儒家学说重视“勇”，《论语·宪问》即有云：“仁者必有勇。”帛书《系辞》云：“天地之大思曰生。”“思”读为“司”，今本作“天地之大德曰生。”帛书《系辞》又云“夫易古物定命”，其义同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今本《系辞》云“圣人以此洗心”，帛书作“圣人以此佚心”，佚、乐同义，马王堆帛书《五行》云“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从息壤到土工合成材料

据说息壤是一种可以自生自长的土,远古的先民们曾用它防治洪水。对这种传说中的岩土材料进行了考据,根据河狸坝与我国古代的治河工程,指出所谓息壤应当是古代人们利用草、木、竹、石、土创造出来的加筋土,用以拦截阻挡洪水。秦汉时期称为茨防,宋代称为埽工。回顾了我国土工加筋及其在河工中应用的长远历史,指出土工合成材料在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和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应用的广阔前景。

慈禧缘何成为康有为的继承人

戊戌年血腥镇压百日维新的慈禧在事发仅仅两年之后即继承康有为之衣钵 ,推行新政 ,筹备立宪 ,且有所发展 ,成为其继承人。清末社会之所以会上演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究其原因 ,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从大背景上看 ,内忧——义和团运动、灾荒 ,外患——列强侵华 ,二者合力致使清廷内外交困 ,为保位而被迫作变 ;其次 ,慈禧的思想认识有求新、自强的一面 ,这导致她为卫权而图谋进取 ;第三是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托古改制”理论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妥协中亦见高明 ,也有利于消除慈禧推行新政、宪政的思想顾虑。

宋慈《洗冤集录》海外译介的特征及影响

宋慈所著《洗冤集录》,内容丰富、技术成熟,在国内广为传刻校释,对后世的审刑理案影响深远。《洗冤集录》首先流传到亚洲的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司法检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形成了以中国为法医学理论和实践发源地的东方法医学体系;之后以不同语言被译介到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为西方法医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也展示了中国法医学的历史成就;此外,对其海外传播的特征与影响进行了小结。

《洗冤集录》避秽法探析

宋慈著《洗冤集录》是一部重要的法医学专著,书中记载了一些避秽之法值得参考。其法主要可分为熏祓、堵涂、服药三种方式,其中焚烧苍术或避秽丹熏祓法早在6世纪就已盛行,并在道教及民俗活动中出现;涂抹麻油并堵塞鼻道法尚未见早于该书的记载,但广泛见于后世中医学著作中;服用苍术法不晚于陶弘景时期就已经出现,而服用苏合香圆法则在宋代已经获得推广。该书记载的避秽法早于多数中医文献,可为研究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提供帮助。

论古代歌舞剧《九歌》

从屈原《楚辞·九歌》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特定环境以及后代的流传情况,又从文学角度,即从《九歌》本身提供的东西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九歌》的体裁问题。

杨慈湖与南宋后期的儒学格局

陆象山门人杨简(号慈湖)是南宋后期最有影响的儒者,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儒学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与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枢机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当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慈湖心学在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广泛传布。慈湖去世之后,在浙江一带兴盛一时的陆学,逐渐失势让位于朱学。

训诂论证的有效与结论的可靠——再论《论语》“植其杖而芸”与《归去来兮辞》“植杖”

训诂结论的可靠取决于论证的有效。有学者认为《论语》"植其杖而芸"指水稻中耕除草培苗。这是以或然为必然,不能成立:水稻当时未占主要地位,"耘""耔"并非水稻中耕特有,《天工开物》特指水田以手拔草的"耘"不能用以衡量上古文献,出土汉代文物既有水田耘田又有握锄除草,断言"植"不能释为"放置",不符合语言实际。有学者认为此"杖"是"犁杖"。这是以特殊为一般,不能成立:释"杖"为"犁杖"是偷换概念;所谓"古人关于耘、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这一证据,既不符合铁犁历史,又不符合古汉语实际。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顾祠修禊"文人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顾祠修禊"文人的交往,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两国文人建立的感情更加深厚和丰富,既有人生困境中的相互扶持与砥砺同行,也包含了近代东亚历史巨变所带来的复杂情感。晚清文人对于李尚迪的诗歌创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在中国诗坛上为其开拓了发展空间;李尚迪对于清代诗歌的评价,彰显了朝鲜诗学在东亚汉文学中的独特声音。"顾祠修禊"文人的政治理念和文学思想对李尚迪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李尚迪更加关注东亚局势的变动,关注社会的实践;诗歌认识和创作,也由尊唐变为宗宋,诗歌内容更加贴近现实。

顾颉刚先生的《周易》经传研究

顾颉刚通过《周易》卦爻辞所见故事的考证,认为其制作年代在周初,这一结论得到了学者们的赞同。他通过考证认为,《说卦传》和《系辞传》观象制器章皆出自西汉人之手,这些推断是不能成立的。顾先生这些推断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他一定要证明《易传》中牵涉古史帝系人物的说法是后人伪造的。

论词体文学演进中对吴声西曲的容受

吴声西曲是六朝时期流行于南方民间的乐曲,由于统治者的喜好而被采入宫廷乐府,创作艺术上取得了进步。吴声西曲的发展过程为同属音乐文学的词体文学演进奠定了基础。词体文学在承续吴声西曲创制手法、结构形式、表现内容等层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终演变成独立的文学样式。考索吴声西曲与词体文学间的关联与转换,或能将乐府与词之间潜在的勾连关系呈现得更加清晰、全面。

《归去来兮辞》隐逸情结的文图置换

《归去来兮辞》表现了陶渊明的隐逸理想,体现了古代文人隐逸于朝市中的入世精神与隐逸于山林中的出世精神。《归去来兮辞》深刻的隐逸情结引发了后世诸多文人的精神共鸣,其图景式描绘契合于图像符号的表现,因此出现了诸多图像作品对《归去来兮辞》的模仿与再创造。在从《归去来兮辞》到图像作品的文图置换性创作中,古代隐逸实践中的入世精神与出世精神化生出形态各异的可视图景。

《归去来兮辞》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即将回归田园时的作品,其间所述回归原因与方法时,与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颇相一致,也正因为《归去来兮辞》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与佛教有相通之处,所以,它还对后世净土、禅宗两大宗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二宗思想的传播。

义和团时期的董福祥

董福祥等反对外国侵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因为反侵略,进而变为反洋教、反洋人、攻使馆,就变成了盲目排外,变成了谬误。不懂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结果,就被时代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