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论词“南北宋之争”推阐

“南北宋之争”是古代词学批评中颇为重要的命题,清人接踵阐述对该话题的看法,或者推崇北宋词,或者尊尚南宋词,或者抱持兼容并取态度。清初,“南北宋之争”话题蔚然兴起,宋徵璧、朱彝尊、宋荦等人的观点尤具卓识。清中叶,“南北宋之争”呈炽盛情势,吴衡照、王昶、蒋方增等人不断推进相关思考。清末,“南北宋之争”趋于分流与落定,陈廷焯、姚椿、谢章铤等人贡献尤多。在清代众人的不断努力下,“南北宋之争”的边界、外延等方面都逐渐得以确立,推动了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对古典词论的拓展深化亦裨益甚大。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论南宋寿词的分型及特征——兼论祝寿文学的历史演进

祝寿之辞始自先秦,此后绵延不衰。纵观南宋以前寿诗、寿词的历史流变,其创作多限于庙堂,颂扬对象多为王卿贵族,内容风格单一。南宋祝寿风气炽盛,直接带动了寿词创作的普遍流行,其类型可分为寿圣寿官词、寿亲寿友词和自寿词三大类。寿圣寿官词因其应制酬唱之目的而带有谀美色彩和模式化特征;寿亲寿友词因祝颂的功利需求虽不免有一些尘俗观念和价值提升,但因其表现了人伦真情的温馨和生命意义的美好,因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自寿词摆脱了他寿的功利目的,审视并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深刻揭示词人深婉细腻的心迹,带有浓烈的个性化色彩,风格少有他寿词的喜庆欢愉而多以悲愤激越为基调。

“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曲”变为“词”:长短句韵文之演进

中国古代歌唱之歌辞,自其文体形式看,可分齐言、杂言(长短句)两类。初唐"沈宋体"的出现标志着齐言韵文格律化的完成,而杂言(长短句)韵文的格律化中晚唐以后也渐次展开。如果我们把未格律化、规范化的长短句界定为"曲"、格律化的长短句界定为"词",那么千余年来长短句韵文的演进实即"曲"不断变为"词"的过程。数百年来,"诗变为词"、"词变为曲"乃是人们述及诗词曲嬗变的流行性观念,对此我们自应抱"了解之同情",但不必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两宋江西词发展及其贡献的定量分析

两宋时期,江西涌现出190多位词人。名列全国前茅。大量的统计数据直观地表明,这些词人具有旺盛的创作力、极高的创作水准和丰富的词学思想,取得了比全国大多数地区词人都要突出的成就,为宋代词作的繁荣及传播作出了贡献。他们形成了两宋江西词坛上的七个词人群体,即晏欧词人、江西诗派中的江西词人、江西南渡词人、辛派中的江西词人、淳雅派中的江西词人、风格闲逸的江西词人和“凤林书院”词人。这七个群体具有不同的创作风貌、审美特色和规模影响。

词调三分与词学转型

词调"三分法"的出现,在明清词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词学由音乐谱时代进入到格律谱时代,改变了明代以后词选与词谱编刻的体例及其发展方向。"三分法"自从提出以来,成为明清时期最为常用的词学批评话语,既表现在对词的体性问题的探讨上,也体现在清初不同词派对于词学主张的阐扬和词史观念的表达上。

唐宋词释"懒"——兼谈稼轩之"懒"

辛弃疾赋闲家居时期创作的词中,多次使用"懒"这一心理-情感意象。以唐宋词中的"懒"意象为 参照,唐宋词中的"懒"意象包含三个层面:其一,表现慵懒无聊的美人情态,心理基础在"怨";其二,表达逍遥 闲散的生活姿态,心理基础在"倦";其三,寄寓壮志难酬的孤愤情怀,心理基础在"愤"。其中前两类在唐宋词中 比较普遍,第三类则为稼轩所特有。

理学对人生的塑造与规范——以朱熹辞赋为中心

南宋最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是理学的兴起与发展,理学立足于道德与秩序,追寻存在本然以及一切知识的源头,确立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理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规范是在性与理的范畴之内进行的。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君子的使命是接续道统,践行道德人生,由人性而臻于天理。理学同样指出了成就君子的门径,居敬穷理是造就君子人格的实践工夫,格物致知则是其认知工夫。在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中,通过不断的修养、磨砺,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可以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这一时期的辞赋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南北宋词异同平议

南北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显著。北宋词多风花雪月之吟唱，无寄托可供寻 觅，多即席配乐而作，多自然感发、率情之作；南宋词多黍离芰麦之悲苦，多用比兴寄托手法 ，以费心构思、巧妙安排为主，逐渐演变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清人在朱彝尊之前大都喜爱北宋词，朱彝尊之后南宋词备受推崇。事实上，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北宋词处于词的兴起期，南宋词处于词的高峰期，这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论词在宋代的地域性接受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的产生除了直接源自本土外,还有一种"异地移植"的方式。积极的文化移植是一个有选择的接受过程。因此,移植之后的新文化已不完全等同于原来的文化,其突出的特点是带上了浓厚的地方色彩。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早期具有明显的北方文化气质。至宋代,词则完成了由"北方文学"向"南方文学"的转变。五代以后,全国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环境的变化对词的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词向"南方文学"转变的基本动因。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南北宋婉约词不同的表现形态及其成因

本文从尚实与尚虚、言情的率真与意趣的骚雅两个方面对南北宋婉约词不同的表现形态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笔者认为宋代婉约词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由外放而趋内敛,由追求抒情上的淋漓尽致而变为崇尚思深味厚、曲折幽深的境界。

论南宋遗民词人对陶渊明的受容及其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独特人格魅力,表现在他们对整个人生有了深刻的内省,儒家乱邦不居、无道则隐的思想,佛道全身避祸、自然闲适、根绝尘念的观念,构成了他们人格精神的基础,他们继承发展了晋宋士人陶渊明的人格风度,羡慕和仿效他的行为方式,吸收了晋宋时代士人人格精神的有益因素,从而在"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境界里消解了入世与归隐的两难选择。

南宋遗民词闪回法时空结构方式浅析

闪回法是南宋遗民词时空建构的重要方式 ,它充分地体现出遗民词时空建构以“过去”时空为支点的特征。这一方式是在词以“现在”或“未来”时空为主体层面的前提下 ,将具有“过去”属性的时空因素点缀进主体时空层面 ,以此打断正常时序 ,造成时序的断裂。其功能在于通过时空错置所形成的强烈感觉冲击来凸现“过去” ,传达遗民对“过去”时空的执著怀念。

辛派南传与广东词坛主导风格之确立

辛派南传是与"苏学北行"同样值得关注的词史现象,广东是辛派南传指向中需要给予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南宋是广东词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期,最重要的标志是,深受稼轩风影响的岭南雅健词风在此期间正式形成,并完全定型,成为广东词坛基本上一以贯之的主导风格。明末清初,广东词人对稼轩风的接受受国是剧变的外在推动而达到高潮,多种因素交融之下形成的雄直文风开始上升为广东一地特有的文学风尚。中清以降,浙、常二派先后入主广东词坛,辛派南传汇入其中,兼以不间断地受到主要来自于本土词论方面的强化,成为粤东词统稳定的受容成分。以理清辛派南传的大致脉络及其相关问题为线索,有助于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扫描全粤词史,尤其是明了广东词坛主导风格之确立及其源远与流长。就此意义而言,当宋词研究总体上渐趋进退维谷之际,基于全史域的区域词学研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学术选择。

南宋三国词的时代特色

靖康之难的渔阳鼙鼓粉碎了剪红刻翠的时代风尚,给南宋词注入了动荡的社会内容和惊心动魄的时代气息,使其更富审美情趣和历史价值。其中三国词在这方面更加突出,通过蕴含其中的民族隐痛和时代创伤,对三国英雄较为理性、客观、公正的评价,不甘沉沦的民族集体意识与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壮无奈的矛盾,可从中领略南宋三国词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