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

文章以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泰德·安德伍德教授的数字人文课程上开展的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综合调研国内外文献,总结数字人文方法应用中的争议点,探讨算法机械性、研究方法与主题互动性弱、人文学科属性遭削减等现阶段数字人文方法弊端。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论南宋寿词的兴盛及其文化成因

祝寿源于先民对死亡的非理性思考 ,寿辞伴随着这种仪礼活动而生。南宋寿词从题材内容看 ,主要有寿圣寿官词、寿亲友词和自寿词 ,不同的祝寿对象和创作动机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品格。而逸乐的社会风尚、理学思潮的影响、文士内敛的心态和词体文学自身的特点则是促动南宋寿词勃兴的主要文化动因。

宋代咏物词的题材构成

宋代咏物词共有2999首,所咏事物多达250余种,涉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计表明,不同词调、不同词家在对具体咏物题材的选择性或曰适应性上,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依次为植物、气象、饮食、天象、动物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人的生活情趣、审美习尚和词学观念。

明代戏曲中的词作初探——以毛晋《六十种曲》所收传奇为中心

戏曲与词有着天然的内部联系。今以《六十种曲》为例,专论其中明传奇文本的剧中词之著作权、词牌运用、语体色彩、叙事与再现等问题。剧中词著作权属于前人、为明人套改前人成篇或剧作家原创。剧中词词牌与日用类书、小说存在某种高度的相似性,大致可以分为叙述体与代言体两类叙述方式。

补《全宋诗》81首——新补《全宋诗》之一

宋人调笑转踏词,含7个构成部分,其中"口号"、"诗"、"放队"(遣队)等,多为作者创作的诗歌,它们有的被《全宋诗》收录,有的未被收录。本文从《乐府雅词》、《永乐大典》以及宋人别集等文献中辑得晁补之、毛滂等人诗作共81首,作为对《全宋诗》的补遗。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理学对人生的塑造与规范——以朱熹辞赋为中心

南宋最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是理学的兴起与发展,理学立足于道德与秩序,追寻存在本然以及一切知识的源头,确立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理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规范是在性与理的范畴之内进行的。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君子的使命是接续道统,践行道德人生,由人性而臻于天理。理学同样指出了成就君子的门径,居敬穷理是造就君子人格的实践工夫,格物致知则是其认知工夫。在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中,通过不断的修养、磨砺,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可以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这一时期的辞赋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曹操形象在宋词中的接受研究

宋词中的曹操形象可谓丰富而饱满,他既是功业赫赫、雄才伟略的英雄,又是奸诈多疑、残忍嗜杀的"鬼蜮",还是分香卖履、累于世情的常人。词人们多颂扬他的英雄功业而甚少批评他的人格劣迹,这与宋代诗文中流露出普遍的贬曹倾向大为不同。担负着载道言志重任的宋代诗文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论道说理,人们贬斥曹操的德行缺陷以表达明德修礼的政治理想;地位卑下的词体反而较多表情达志之作,人们颂扬曹操的英雄功业以抒发恢复中原的宏伟抱负。正是世积乱离、国势日衰的时代特征造成了人们对曹操这样文武兼备的拨乱反正英雄的热切渴望和喃喃呼唤。

从闲雅风度到自我表现——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是北宋中后期的基本政治生态,也是审视北宋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仁宗朝党争初起时,士人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词中的士大夫形象因抒发失意后的胸怀而逐渐清晰;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同伐异愈演愈烈,苏轼黄州词记录了词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苦闷与人生感悟,寓词以诗人情怀,开士人词诗化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文祸、贬谪的生存忧患面前,常借词营造极富个性的"我"之形象。党争促使士人词从抒写闲雅风度到注重表现自我的转变,也推动词终成独立的抒情文体。

咏物词的界定及宋代咏物词的渊源

咏物词是以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具体事物作为吟咏对象的词作,大致可分为两类:形容类咏物词止于摹状事物的体貌特征或形态美,寄托类咏物词则运用比喻或象征手法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宋代咏物诗赋和唐五代咏物词在审题范式及艺术技巧两方面都为宋代咏物饲的繁荣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宋代咏物词就是在宋前咏物诗、赋,特别是唐五代咏物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论宋代女性诗词的对话情境与叙事艺术

为了揭示宋代女性诗词的叙事艺术和审美内蕴,运用文献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结论认为:宋代女性诗词普遍是以对话的方式建立起宣泄生命情感的特定语境,展现古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审美灵感。这样的叙事艺术体现出宋代女作家特殊的生存际遇,又推动了宋代诗词与世俗生活相通的本色化进程,为宋词以至元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题序看宋人的词体观

北宋著名词人中,有的很擅长题序写作,有的却只是偶一为之,或从未涉足。这种对于题序态度的反差是宋代两种词人——音律家的词人和文学家的词人的分野,同时也是两种词体观的反映:视词为一种音乐形式还是一种文学体裁?南宋这两种词人从表象上看都热衷于题序,但其题序特点所反映的深层的词体观则不同,重视题序的姜派词人其实是音律家词人与文学家词人的合体。

关于金初词鉴赏的商榷

某些金代初期的词作赏析或疏于对具体的历史背景详加考察，或对作家生平及作品写作年代考证不足。对词作的赏析应当本着“见仁见智”的态度，充分掌握并熟悉有关史料。

论两宋赋尼词的艳情特质

词本是最擅摹写男女之间相思恋情的抒情文体。宋代文士赋尼词的对象皆为年轻美貌的尼姑,这就决定了其内容的香艳性,不论所赋对象的身世如何曲折悲苦,赋者的目光皆聚焦于女尼的容貌、衣着,皆言及男女情事。这不仅反映出宋代部分女尼的世俗情欲,更反映出宋代文士骨子里的好色倾向。